讀《為了忘卻的記念》有感：論審時度勢的重要性

　　品味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的收獲肯定不少，記錄下來很重要哦，一起來寫一篇讀后感吧。想必許多人都在為如何寫好讀后感而煩惱吧，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讀《為了忘卻的記念》有感：論審時度勢的重要性，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魯迅先生寫了兩篇悼念戰(zhàn)友的文章，一篇是《記念劉和珍君》，另一篇是《為了忘卻的記念》。細心的你會發(fā)現，標題用的都是“記念”而不是“紀念”，難道魯迅老先生寫錯別字了嗎？如果是錯別字，為什么兩篇文章都是相同的錯別字呢？我想，其中一定是有原因的。帶著這個問題，我認真去閱讀這兩篇文章的每一個字，終于悟出了答案：記念=記敘事跡+想念戰(zhàn)友。兩篇文章魯迅先生都把跟這些戰(zhàn)友交往的過程完整的記錄下來，痛斥反動分子的惡性，最后表達對戰(zhàn)友的想念之情。

　　既然是“記念”應該是很深刻的，為什么標題還要“忘卻”呢？因為，戰(zhàn)友的犧牲，已經成為事實，也是魯迅先生內心的痛。但是，作為一個偉大的文學家、革命家，不能沉浸在悲痛中，而忘記了自己用筆投槍的使命。所以，既然成為事實的事情，再去糾纏也沒意義，只有放下，繼續(xù)戰(zhàn)斗。就好比在戰(zhàn)爭中，有戰(zhàn)友犧牲了，難道就沉浸在悲痛中，不再去戰(zhàn)斗嗎？NO！必須放下，繼續(xù)向敵人進攻，才是真正為戰(zhàn)友復仇。

　　在《為了忘卻的記念》這篇文章中，魯迅先生記載了兩個優(yōu)秀的戰(zhàn)友，一個是白莾，一個是柔石，他們都是優(yōu)秀的青年作家。白莾是一個有使命感的青年，為了堅持自己的使命，因為寫作而被抓進監(jiān)獄很多次，甚至可以說是“西裝進去，內褲出來”。有一次出來時，還落魄得不但身無分文，而且衣服都沒有，大熱天借了朋友的棉襖來穿，看到這里，實在是令人心酸！另一個柔石，是一個人品非常好的青年，在當下社會大多數人都是“損人利己”，而他卻是“損己利人”，所有事情都為他人著想，寧可自己吃虧，也不損害他人利益。然而，就這兩個優(yōu)秀青年，最后還是慘遭迫害了！

　　不是說“好人有好報”的嗎？同樣的事情，在我身邊也見過不少。有很多的企業(yè)老板，人品很好，但最后都破產了，有的甚至還因為“人品好”，而替人做擔保，欠下了幾百萬的債務，就連坐高鐵、坐飛機都受到限制。人品再好，也得要學會審時度勢，形勢不利的時候，就不要再去充當老好人的角色，趕緊明哲保身，這個才是實話！

　　在文中，魯迅先生寫道，當得知柔石他們被捕時，第一時間銷毀證據，帶上家人逃跑。也許有人會諷刺，不是英勇的戰(zhàn)士嗎，為何在關鍵時刻做逃兵呢？其實，魯迅先生是理性的，他知道哪怕自己犧牲了，頂多就是多一個人墊背而已，對革命的勝利沒有半點好處，還不如保全實力。柔石被殺害是在1931年，而魯迅先生在1936年才離開的，在這五年中，魯迅先生寫出了更多有影響力的作品來，對革命的進行起到更大的作用，相比無謂的犧牲確實有用多了。

　　為了使命，我們可以奮不顧身，可以全力以赴；然而，我們必須學會審時度勢，知道客觀存在的套路，只有符合客觀規(guī)律，這條路才能走得更長、更遠；同時，遇到戰(zhàn)友的離開或者陣亡，也要迅速調整心態(tài)，這樣比滿滿的口號而得不到結果實在多了。

　　作品原文

　　我早已想寫一點文字，來紀念幾個青年的作家。這并非為了別的，只因為兩年以來，悲憤總時時襲擊我的心，至今沒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搖，將悲哀擺脫，給自己輕松一下，照直說，就是我倒要將他們忘卻了。

　　兩年前的此時，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們的五個青年作家1同時遇害的時候。當時上海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件事，也許是不愿，或不屑載這件事，只在《文藝新聞》上有一點隱約其辭的文章。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里，有一篇林莽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記》，中間說：“他做了好些詩，又譯過匈牙利詩人彼得斐4的幾首詩，當時的《奔流》的編輯者魯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來信要和他會面，但他卻是不愿見名人的人，結果是魯迅自己跑來找他，竭力鼓勵他從事文學的工作，但他終于不能坐在亭子間里寫，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捕了……”

　　這里所說的我們的事情其實是不確的。白莽并沒有這么高慢，他曾經到過我的寓所來，但也不是因為我要求和他會面；我也沒有這么高慢，對于一位素不相識的投稿者，會輕率的寫信去叫他。我們相見的原因很平常，那時他所投的是從德文譯出的《彼得斐傳》，我就發(fā)信去討原文，原文是載在詩集前面的，郵寄不便，他就親自送來了。看去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面貌很端正，膚色是黑黑的，當時的談話我已經忘卻，只記得他自說姓徐，象山人；我問他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這么一個怪名字（怎么怪法，現在也忘卻了），他說她就喜歡起得這么怪，羅曼諦克6，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對勁了。就只剩了這一點。

　　夜里，我將譯文和原文粗粗的對了一遍，知道除幾處誤譯之外，還有一個故意的曲譯。他像是不喜歡“國民詩人”這個字的，都改成“民眾詩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來信，說很悔和我相見，他的話多，我的話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種威壓似的。我便寫一封回信去解釋，說初次相會，說話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訴他不應該由自己的愛憎，將原文改變。因為他的原書留在我這里了，就將我所藏的兩本集子送給他，問他可能再譯幾首詩，以供讀者的參看。他果然譯了幾首，自己拿來了，我們就談得比第一回多一些。這傳和詩，后來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

　　我們第三次相見，我記得是在一個熱天。有人打門了，我去開門時，來的就是白莽，卻穿著一件厚棉袍，汗流滿面，彼此都不禁失笑。這時他才告訴我他是一個革命者，剛由被捕而釋出，衣服和書籍全被沒收了，連我送他的那兩本；身上的袍子是從朋友那里借來的，沒有夾衫，而必須穿長衣，所以只好這么出汗。我想，這大約就是林莽先生說的“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釋，就趕緊付給稿費，使他可以買一件夾衫，但一面又很為我的那兩本書痛惜：落在捕房的手里，真是明珠投暗了。那兩本書，原是極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詩集，據德文譯者說，這是他搜集起來的，雖在匈牙利本國，也還沒有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萊克朗氏萬有文庫》7中，倘在德國，就隨處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錢。不過在我是一種寶貝，因為這是三十年前，正當我熱愛彼得斐的時候，特地托丸善書店8從德國去買來的，那時還恐怕因為書極便宜，店員不肯經手，開口時非常惴惴。后來大抵帶在身邊，只是情隨事遷，已沒有翻譯的意思了，這回便決計送給這也如我的那時一樣，熱愛彼得斐的詩的青年，算是給它尋得了一個好著落。所以還鄭重其事，托柔石親自送去的。誰料竟會落在“三道頭”9之類的手里的呢，這豈不冤枉！

　　直到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之后，我才知道我所認識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做詩的殷夫。有一次大會時，我便帶了一本德譯的，一個美國的新聞記者所做的中國游記去送他，這不過以為他可以由此練習德文，另外并無深意。然而他沒有來。我只得又托了柔石。

　　但不久，他們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書，又被沒收，落在“三道頭”之類的手里了。

　　明日書店要出一種期刊，請柔石去做編輯，他答應了；書店還想印我的譯著，托他來問版稅的辦法，我便將我和北新書局所訂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給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時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間，而不料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見的末一回，竟就是我們的永訣。第二天，他就在一個會場上被捕了，衣袋里還藏著我那印書的合同，聽說官廳因此正在找尋我。印書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辯解。記得《說岳全傳》里講過一個高僧，當追捕的差役剛到寺門之前，他就“坐化”了，還留下什么“何立從東來，我向西方走”的偈子。這是奴隸所幻想的脫離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劍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沒有涅盤18的自由，卻還有生之留戀，我于是就逃走。

　　這一夜，我燒掉了朋友們的舊信札，就和女人抱著孩子走在一個客棧里。不幾天，即聽得外面紛紛傳我被捕，或是被殺了，柔石的消息卻很少。有的說，他曾經被巡捕帶到明日書店里，問是否是編輯；有的說，他曾經被巡捕帶往北新書局去，問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銬，可見案情是重的。但怎樣的案情，卻誰也不明白。

　　他在囚系中，我見過兩次他寫給同鄉(xiāng)的信，第一回是這樣的——

　　“我與三十五位同犯（七個女的）于昨日到龍華。并于昨夜上了鐐，開政治犯從未上鐐之紀錄。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時恐難出獄，書店事望兄為我代辦之�，F亦好，且跟殷夫兄學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幾次問周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諸望勿念。祝好！

　　趙少雄一月二十四日�！�

　　以上正面。

　　“洋鐵飯碗，要二三只如不能見面，可將東西望轉交趙少雄”

　　以上背面。

　　他的心情并未改變，想學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記念我，像在馬路上行走時候一般。但他信里有些話是錯誤的，政治犯而上鐐，并非從他們開始，但他向來看得官場還太高，以為文明至今，到他們才開始了嚴酷。其實是不然的。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詞非常慘苦，且說馮女士的面目都浮腫了，可惜我沒有抄下這封信。其時傳說也更加紛繁，說他可以贖出的也有，說他已經解往南京的也有，毫無確信；而用函電來探問我的消息的也多起來，連母親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只得一一發(fā)信去更正，這樣的大約有二十天。

　　天氣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們是有的。洋鐵碗可曾收到了沒有？但忽然得到一個可靠的消息，說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龍華警備司令部被槍斃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彈。

　　原來如此！

　　在一個深夜里，我站在客棧的院子中，周圍是堆著的破爛的什物；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然而積習卻從沉靜中抬起頭來，湊成了這樣的幾句：

　　慣于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里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但末二句，后來不確了，我終于將這寫給了一個日本的歌人。

　　可是在中國，那時是確無寫處的，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我記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鄉(xiāng)，住了好些時，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責備。他悲憤的對我說，他的母親雙眼已經失明了，要他多住幾天，他怎么能夠就走呢？我知道這失明的母親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當《北斗》創(chuàng)刊時，我就想寫一點關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夠，只得選了一幅珂勒惠支（Ka Hthe Kollwitz）夫人的木刻，名曰《犧牲》，是一個母親悲哀地獻出她的兒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個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記念。

　　同時被難的四個青年文學家之中，李偉森我沒有會見過，胡也頻在上海也只見過一次面，談了幾句天。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經和我通過信，投過稿，但現在尋起來，一無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統(tǒng)統(tǒng)燒掉了，那時我還沒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詩集》卻在的，翻了一遍，也沒有什么，只在一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邊，有鋼筆寫的四行譯文道：

　　“生命誠寶貴，

　　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

　　二者皆可拋！”

　　又在第二頁上，寫著“徐培根”三個字，我疑心這是他的真姓名。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棧里，他們卻是走向刑場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聲中逃在英租界，他們則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舊寓里，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不料積習又從沉靜中抬起頭來，寫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寫下去，在中國的現在，還是沒有寫處的。年青時讀向子期《思舊賦》，很怪他為什么只有寥寥的幾行，剛開頭卻又煞了尾。然而，現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為年老的寫記念，而在這三十年中，卻使我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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