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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中憶蕭紅》的潛文本意義——特定時代作家的心理個案分析
《風雨中憶蕭紅》的潛文本意義——特定時代作家的心理個案分析
作者/ 吳建萍
一
丁玲1936年9月18日從南京逃脫之后，歷經(jīng)艱辛到達延安。這是她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
延安的丁玲是新生了呢？還是在經(jīng)歷著新的痛苦？在她這段時期的創(chuàng)作中我們能不能發(fā)現(xiàn)一點線索？這里有幸找到1940年丁玲發(fā)表在香港《大公報》上的文章《我怎樣來陜北的》，僅錄一段可窺見丁玲當時的心態(tài)：
轉過一個山嘴，看到有好似村莊的一塊地方，不像有什么人煙。但是一走近來，情形卻完全不同……我原以為這里的人一定很襤褸，卻不料有這樣漂亮。我更奇怪，“為什么這里全是青年人呢”！老年也好，中年也好，總之，他們全是充滿快樂的青春之力的青年。
此文寫于1939年，從中可以看出丁玲初到延安的驚喜，她也積極地融入這樣的生活。當毛澤東問她準備干什么的時候，丁玲毫不猶豫地回答：“當紅軍�！�1936年11月“中國文藝協(xié)會”成立，丁玲當上該協(xié)會的主任，并在刊物《紅色中華·副刊》上發(fā)表熱情洋溢的話語：“革命的健兒們，拿起你的槍，也要拿起你那一支筆！”之后的丁玲參加了戰(zhàn)地服務團，積極到前線慰問抗日將士等，同時也創(chuàng)作了一些反映戰(zhàn)地生活的小說和散文，具有一定的文獻價值。
然而，融入真實的生活后，丁玲很快產(chǎn)生了困惑。1941年4月底，她調到當時的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副刊《文藝》當主編。其實在左翼文藝運動時期丁玲就是一個出色的編輯，應該說這是她得心應手的工作，而丁玲在延安文藝界的威望也如日中天。但現(xiàn)實使丁玲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即使在進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這里需要督促，監(jiān)視……陶醉于小的成功，諱疾忌醫(yī)，雖也可說是人之常情，但卻只是懶惰和怯弱�！倍×峥隙▽ΜF(xiàn)實有所不滿，也有一些感情用事。 (范文先生網(wǎng) www.qkfawen.com) 其實當時延安文藝界知識分子普遍都有這樣的情緒，如蕭軍、艾青、羅烽等人，這直接導致延安文藝界嚴厲的整風運動。整風運動中丁玲受到點名批評，因為作為主編，她發(fā)表了一系列在當時看來有問題的文章。丁玲內心是痛苦的，她有委屈，但是沒人理解她。好在只是受到點名批評，并沒有人身的折磨和凌辱（不像王實味那樣失去人身自由，甚至生命的安全也受到威脅）。
蕭紅去世的消息經(jīng)過幾個月才傳到丁玲的耳中。丁玲聯(lián)想到自己與蕭紅短暫的交往，寫下了《風雨中憶蕭紅》這篇散文。時值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的一周前，也是丁玲的歷史問題引發(fā)爭議的時候，當時她的心情相當復雜、困惑。盡管毛主席親自出面為丁玲解圍，明確表態(tài)：“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丁玲同志仍然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chǎn)黨員”。但是丁玲內心的委屈是不可能一下就釋然的，而離這一時間最近的《風雨中憶蕭紅》就有意無意地流露出自己的真實心態(tài)。
二
下面結合具體的文本來作闡釋。
文章開頭寫道：
本來就沒有什么地方可去，一下雨便更覺得悶在窯洞里的日子太長。要是有更大的風雨也好，要是有更洶涌的河水也好，可是仿佛要來一陣駭人的風雨似的那么一塊骯臟的云成天蓋在頭上，水聲也是那么不斷地嘩嘩啦啦在耳旁響……即使是很小的風雨或浪潮，都更能顯出百物的凋謝和生長，丑陋或美麗。
為什么“本來就沒有什么地方可去”？初人延安，丁玲是滿懷熱情和期待的，而幾年之間，丁玲在延安邊區(qū)輾轉奔波，接觸、了解了很多現(xiàn)實，小說《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yī)院中》反映的正是現(xiàn)實中陰暗的東西，而其歷史問題被重新提出以及引發(fā)激烈爭議的文章《我們需要雜文時代》《“三八節(jié)”有感》受到批評，使她極其苦悶，她明顯沒有了初到延安時的熱情和沖動，所以她感到“沒有什么地方可去”。這不正反映出丁玲思想的變化嗎？她不再像以前那樣對延安存著美好的幻想，甚至感到了壓抑。顯然，思想的苦悶已經(jīng)嚴重影響了丁玲，她無法擺脫這陰影，感到苦悶、窒息。
正是在這樣的苦悶里，丁玲感覺到了有“東西”非�？膳拢骸笆澜缟鲜裁词亲羁膳碌哪兀^不是艱難險阻，絕不是洪水猛獸，也絕不是荒涼寂寞。而難以忍受的卻是陰沉和絮聒�！倍×釋σ恍┤朔磸图m纏于她的歷史問題這種“絮聒”感到害怕，因而感覺到環(huán)境是“陰沉”的。但作為一個受“五四”新文化影響而成長起來的作家，她并沒有氣餒。盡管她還存在諸多的顧慮，也感受到環(huán)境的壓抑，盡管郁悶的心情與思緒始終纏繞著她，使她無法釋然，但丁玲看到了自己存在于這宇宙的偉大意義，她給予“陰沉”和“絮聒”決絕的反抗：“毫不動搖的存在著，存在便是一種驕傲，便是給絮聒以回答�！边@顯示出作為知識分子特有的文化人格。這一點是非�？少F的。
其時丁玲已人到中年，由于輾轉奔波，身心非常疲憊：“在白天，在夜晚，有關節(jié)炎的手臂因為放在桌子上太久而疼痛，患砂眼的眼睛因為在微小的燈光下而模糊�！钡×釁s在這樣的困厄中發(fā)現(xiàn)了“有東西在沖撞”著她，并促使她更加奮進。這“沖撞”的東西是什么呢？就是對自己的信念或信仰的執(zhí)著。她想起知友馮雪峰：“在我的知友中他是最沒有自己的了。他工作著，他一切為了黨，他受埋怨過，然而他沒有感傷，他對名譽和地位是那樣的無睹，那樣不會趨炎附勢，培植黨羽，裝腔作勢，投機取巧�！彼f這些話是什么意思？顯然，丁玲是想表達自己潛在的一些想法，也即文本的潛在意義。馮雪峰當時并沒有在延安，而是在條件艱苦的國統(tǒng)區(qū)從事地下工作，說馮雪峰“那樣不會趨炎附勢，培植黨羽，裝腔作勢，投機取巧”，實則暗示了現(xiàn)實中有人在培植黨羽，在裝腔作勢，在投機取巧，在趨炎附勢。這一切在她看來是不正常的，至少不是她堅信的理想信念。她真切地感覺到環(huán)境的壓抑和自身的處境，所以試圖從馮雪峰身上尋找到奮發(fā)的力量。她也想起知友瞿秋白，瞿作為中共的領導人之一，由于帶有明顯的知識分子氣，一直不被人理解，丁玲在一段時間里對他也有誤解。但當自己身處逆境、感到委屈時，她漸漸對瞿秋白有了新的認識。①這表明丁玲在思考，在追求自我的理性，也顯出她作為一個“文學者的自覺”②和對堅定的個人思考權利的維護。
接著文本對丁玲和蕭紅的交往過程進行追憶，以表自己的深切懷念之情。但丁玲卻沒有詳細追憶自己和蕭紅的交往過程，而是用大量筆墨抒發(fā)自己的壓抑和苦悶，蕭紅只是一個情感抒發(fā)的載體。她非常懷念與蕭紅的交往，因為“像這樣的能無妨嫌、無拘束、不需警惕著談話的對手是太少了啊！”是的，兩位聲名鼎盛的女作家，在戰(zhàn)爭的風雨中能夠促膝相談，“赤裸自己的精神”，實是罕見。丁玲想表達的是，如蕭紅般耿介真誠之人，現(xiàn)實中太少了！
蕭紅原本打算到延安，但后來輒轉回武漢到重慶后至香港，丁玲為之惋惜。然而丁玲真的惋惜嗎？自身在這樣的處境里都感覺非常郁悶，如果蕭紅在這樣的處境中，她能寫出《呼蘭河傳》《馬伯樂》《小城三月》這樣的作品嗎？蕭紅迫于環(huán)境的壓力，也許要么不寫，要么就像何其芳先生那樣，實現(xiàn)“文學的轉向”，丁玲為什么要這樣違心說話？身處延安的丁玲，由于被這樣那樣的事情糾纏，內心已經(jīng)感覺很壓抑，覺得在延安不能隨便亂說話。（王實味的《政治家、藝術家》《野百合花》之所以被國民黨的報紙和雜志轉載，就是因為暴露了延安的陰暗面）所以筆者認為這是丁玲迫于無奈而違心地說出的一番話，并不是她內心真實的想法。她對蕭紅的死很惋惜，作為親密的朋友是一個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在這樣的世界中生活下去，多一個真實的同伴，便多一份力量”，丁玲明顯地感到了自身的孤獨，覺得自己是在孤軍奮戰(zhàn)，而同伴卻越來越少，蕭紅的離去給了她極大的打擊。丁玲知道蕭紅離開大陸遠赴香港是因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她更為氣憤的是，蕭紅去世之后所受到的人身攻擊，丁玲憤怒了：“這世界上有的是戮尸的遺法，從此你的話語和文學將被歪曲，被侮辱；聽說連未死的胡風都有人證明他的漢奸，那么對于已死的人，當然更不必賄買這種無恥的人證了�！倍×嵴f這番話是很痛苦的，因為她自己的歷史問題被人緊緊抓住，盡管黨組織有總結性的結論，但留給她的仍然是無法拭去的“陰影”。其實這些擔心不是沒有根據(jù)的，因為丁玲知道：“在活著的時候，你（指蕭紅）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死去，卻還有各種污蔑在等著，而你還不會知道；那些與你一起的脫險回國的朋友們還將有被監(jiān)視和被處分的前途�！倍×釣槭捈t和那些“一起脫險回國的朋友們”感到不平，并在其中看到了自身命運的潛在可悲性因素，所以心里憤憤不平：“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這批人逼到什么地步才算夠？貓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娛樂自己的得意。這種殘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惡毒，更需要毀滅的。”這個比喻是如此的深刻與形象，丁玲有意把自己比作老鼠，不僅要被毀滅，而且在被毀滅之前還要經(jīng)受一番身心的侮辱。從這里我們能感受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那種壓抑以及丁玲深刻的洞察力和敏銳的感受力。
風雨中人生命運的無常，接踵而來的人生打擊，已經(jīng)使她不堪重負，身心交瘁，但丁玲更感覺到自己“存在”的意義和價值：
我的工作已經(jīng)夠消磨我的一生，何況再加上你們的屈死，和你們未完的事業(yè)，但我一定可以支持下去的。我要借這風雨，寄語你們，死去的，未死的朋友們，我將壓榨我生命所有的剩余，為著你們的安慰和光榮。哪怕就僅僅為著你們也好，因為你們是受苦受難的勞動者，你們的理想就是真理。
文中提到的死去的朋友顯然指蕭紅和瞿秋白，而未死的朋友則指馮雪峰和胡風。
在文章結尾，丁玲的感情有一種釋然，身心輕松了許多：“風雨已停，蒙蒙的月亮浮在西邊的山頭上，明天將有一個晴天。我為著明天的勝利而微笑，為著永生而休息。我吹熄了燈，平靜地躺在床上�！彼柚@樣一個風雨天氣，終于把胸中的郁悶愁苦宣泄了出來。
三
通觀《風雨中憶蕭紅》，其實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文本，文本的寫作時間非常獨特，這是丁玲在著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前夕以及歷史問題重新被人提出之后，情感的一次自然流露，也可以說是丁玲文學真正回歸的真切展現(xiàn)。作為一個知名的作家，要實現(xiàn)文學和思想的轉向其實是非常痛苦的。丁玲在30年代有自己的創(chuàng)作風格，到延安之后這樣的風格已經(jīng)不能適應當時的環(huán)境，加之她的歷史問題被重新提出，她非常痛苦，才發(fā)現(xiàn)這個地方也并不是自己所想象的那樣美好，這與她從南京出來要急著投奔延安的心情是完全不同的。
在閱讀的過程中，筆者發(fā)現(xiàn)文本存在兩處明顯的“斷裂”，這是值得探究的。首先，《風雨中憶蕭紅》作為對逝去的朋友的追憶，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樣：“得到蕭紅天殤的噩耗，丁玲本可以回顧自己和蕭紅在西戰(zhàn)團時（從山西到西安的一小段時日）親密相處的情景，也可以寫蕭紅欲赴延安而終因自身的原因未能如愿的遺憾。但是，丁玲沒有寫這些，她利用自然界的巧合，抓住身邊的風雨陰霾，以將近一半的篇幅，大寫自己的心境。”③丁玲為什么會這樣寫，研究者認為主要是當時的處境的影響，不可否認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就筆者看來，其實也是丁玲有意而為之，朋友蕭紅的離去，使丁玲又少了一個知心的朋友，她在深深惋惜蕭紅早逝的同時也對自己的命運寄予了殷切的期待。而天氣又是一個陰霾的風雨天氣，給人的心理造成無形的壓抑。④初到延安時，丁玲是滿懷喜悅的，但此時，丁玲卻希望有更大的風雨、更洶涌的河水到來，按常理說這是丁玲的矛盾，但筆者認為應該進行重新闡釋、清理。文本發(fā)生“斷裂”，有的是作家有意而為之，有的則是讀者的閱讀體驗與作家的寫作經(jīng)驗之間產(chǎn)生了分裂。在這篇散文里，丁玲有意呈現(xiàn)的“斷裂”，實現(xiàn)了文學意義的新的審美空間的建立——以寫人來寫己，以小場景來展現(xiàn)大場景。文本真正追憶蕭紅的篇幅不是很多，而主要著筆于自己心境的描繪，傳達出自己在特定時代內心的憂郁和苦悶，她在為友人鳴不平的同時主要是抒發(fā)自己內心的感受和傷痛。即使是寫蕭紅的文字里，也仍可清晰地體會到丁玲自己的情感與內心，丁玲借此把自己的郁結解開了。其次，丁玲已經(jīng)明顯地感到當時延安的文化界有人“趨炎附勢，培植黨羽，裝腔作勢，投機取巧”以及“貓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娛樂自己的得意”的政治伎倆，但是卻又惋惜蕭紅沒有到達延安，這不是明顯的矛盾嗎？丁玲自己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都如此苦悶，蕭紅不是更無法生存嗎（因為蕭紅正是因與蕭軍文學上產(chǎn)生分歧而分道揚鑣的）？那丁玲為什么要這樣寫？其實，這種故意的“斷裂”，正是丁玲自我心態(tài)的一次成功地展現(xiàn)。她說延安好是因為她對延安有無法割舍的情感，但面對現(xiàn)實她又心有余悸，感到壓抑。到底該怎樣走自己的人生道路？她陷入了兩難境地。當然她仍試圖在困惑中有所追求，所以才在文章的結尾寫了那樣一段話語，顯示出自己的努力。
筆者覺得《風雨中憶蕭紅》是一篇出色的散文。它在丁玲文學研究中經(jīng)常被忽略，但它的寫作時間非常獨特，其間丁玲受到許多陰影的纏繞，內心非常郁悶。而蕭紅死訊的傳來使她找到了情感的發(fā)泄口，她借對自己的好友的懷念，側面表達了自己在特定時代、特定環(huán)境里的苦悶心情，真實地反映了她在延安整風運動前的心態(tài)，這對理解和走進《講話》前夕真實的丁玲有重要意義。概言之，《風雨中憶蕭紅》文本意義就是特定時代中作家的心理個案分析的一篇經(jīng)典散文。
注釋：
�、偻醣虮颍骸稄啮那锇椎巾f君宜——兩代“革命知識分子”對“革命”的反思》，《文藝爭鳴》，2003年第1期。
�、跈u山久雄：《關于丁玲的“轉向”問題》，參見丁玲：《魍魎世界風雪人間——丁玲的回憶》，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58頁。
�、蹢罟鹦溃骸抖×嵩u傳》，重慶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頁。
�、艿珦�(jù)有研究者指出，延安的1942年4月25日是一個晴朗的日子。如果真的是一個晴朗的日子的話，《風雨中憶蕭紅》這篇散文文本的復雜意義就更加明顯，丁玲為什么要在文本中說天氣的陰霾？這種環(huán)境氛圍的塑造肯定與她的心境有更大的關系。關于此，筆者進行氣候記錄的查閱后再做補正。
[作者簡介]
吳建萍（1965-），女，山西晉城人，文學學士，西昌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漢語言文學、人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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