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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提比略統(tǒng)治早期的兩次日耳曼戰(zhàn)爭
讀帝政時期的羅馬史，一直對日耳曼尼庫斯其人頗感興趣，他大約是惟獨的在各種史料中均能保持風度優(yōu)雅及聲譽良好之類評價的帝國顯貴了。雖則可以斷定不乏籍著父蔭的成分，但立身行事的正派總是無可否認，不然，以蘇維托尼烏斯巨細靡遺的對私生活的收集癖好，又怎能對他獨獨放過，甚至采取褒揚和同情的筆法呢？日耳曼尼庫斯是否真被視為“共和孤兒”，這我也不敢妄議，畢竟手上一來沒有度量意志的容器，二來有關羅馬精神的了解，也僅限于“威力”[numina]之類而已�？墒菍τ诹粝逻@許多講寬容的佳話[詳細可見編年史中他和杜路蘇斯的友誼，對皮索的容忍]的人物，總是忍不住想寫點什么。
最初宣稱的還是要墨守傳記形式，然而兩個理由不得不使我放棄：寫傳記的素材取諸何地？無非是商務或三聯(lián)的普及讀物，最多勝出的也就用英文的搜索引擎覓得少量殘篇。在日史尚且可以說是打地基，不失為有益的工作，對于羅馬史而言，無非是把人物的事跡略做麇集，由編年的體例里拆散些零件，裝到自己的骸骨上。而這樣一種行狀類的照抄便很有價值嗎？與其如此，我卻寧愿將自己的主要參考書目作為文章的主體，有愛好的朋友不妨按圖索驥，從塔西佗或是迪奧.卡西烏斯的原著里汲取營養(yǎng)，相信所得必豐。而利用本身淺陋的知識，盡可能的轉譯些原始材料，或許才是我們治學的正經(jīng)亦未可知，這也確是我今后計劃內的一部分。后來漸漸泛起點自利心，以為觀眾大約是比較喜歡談戰(zhàn)爭，而日耳曼尼庫斯短暫人生功業(yè)之大半，即是在日耳曼的森林中取得的勝利及凱旋的榮譽，作為統(tǒng)帥的愷撒之決斷，凱奇納的勇敢，羅馬軍隊的刻苦和堅毅，無不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多數(shù)日耳曼人對自由的執(zhí)著，他們的領袖阿爾米尼烏斯屢敗屢戰(zhàn)，卻始終不屈的精神，也使得畫卷的鋪展越發(fā)顯得波瀾壯闊，如果我們以前還僅認為羅馬的舞臺是整個地中海世界，并且羅馬人也確實是這么認為的[“日耳曼尼亞所瀕臨的大洋，無邊無際，和我們相距，真所謂各在天一涯”引自塔西佗《日耳曼尼亞志》] 那么現(xiàn)在，至少可說這“景物荒涼，風光凄厲”之地是分得了它應具的輝煌。這樣一段事跡，怎么看都不失做小說創(chuàng)作的好腳本，甚至是為任何的藝術體式所采用。然而如此感性的認識以歷史的眼光看來又有多少實際意義？尤其是以作者所描寫的經(jīng)過本身就極有可能是取自再三轉述的感性認識，其不可靠也就可想而知了。那么，拋開所謂情緒化的細節(jié)，從技術角度談戰(zhàn)爭理論和戰(zhàn)爭實踐，是否更合適些？遠征主力在經(jīng)過沼澤時一面修補已塌陷的堤路，一面戒備敵人進攻，最終以構筑營地，輪替工作的方式抵御偷襲的情形，頗多合于軍事工程學之處；雙方在會戰(zhàn)前鼓勵士氣的演說似又可做軍事心理學的研究；至于戰(zhàn)術，軍制，指揮，情報，管理等各方面，都是值得拓寬并及縱橫比較的大論題。這樣的專著，沒有一定的軍事眼光而又試圖在幾句話里交代清楚，不啻班門弄斧。
胡亂扯些無關的廢話，其實想說的大體可歸總如下：在下學識淺薄，而眼高手低，不甘總是取了涼白開加工成礦泉水兜售，自己的東西掰不出來又舍不得這好題材，就仿佛易醉的郵差遇見絕佳的白蘭地，唯一的途徑還只得淺嘗輒止，大體上對于酒的色味，稍有些與旁人不同的見解，也就夠了。
一
戰(zhàn)爭是一種暴力行為，統(tǒng)治者通常以此為工具實現(xiàn)所欲達到的目的，經(jīng)濟的，政治的，或者其他。在此，我們是否應當同意塔西佗著作中的觀點：羅馬以規(guī)模龐大的軍力再三投入到他們素不熟悉的地理環(huán)境中，[第一次戰(zhàn)爭前期{公元14年}派遣12000的軍團士兵，以及數(shù)逾6000的輔軍精銳，后期{公元15年}倍于此，萊茵河左岸的八軍團全部出動，再加上15000的輔軍部隊以及臨時征募的日耳曼地方武裝；第二次戰(zhàn)爭{公元16年}雖聲勢不及，然而1000只船所組成的運兵艦隊亦可稱的上是蔚為大觀]僅是[普通士兵]為了贖他們在嘩變中所犯下的罪，以及[高級軍官]取悅于他們的主子提比略，于是年輕的皇子給了部下機會。不，倘使戰(zhàn)爭竟是如此輕率，奧古斯都又何必在威斯特伐利亞的潰敗消息傳來后，悲號“還我軍團”呢？更何況此刻帝國的主宰，是執(zhí)行比養(yǎng)父更為謹慎的對外政策的提比略，他如非覺得必要，斷沒有理由冒險。當然，士兵的羞恥心和羅馬人一貫注重榮譽的傳統(tǒng)，很大程度上確保了戰(zhàn)爭的勝利，但這是條件，而非原因，尤其在遭遇自然肆施淫威時，這一條件的作用就更顯微不足道了。
塔西佗固是良史，一方面在于他為我們保留并搜集大量可供研究的原始資料，一方面也是因了辭章的簡潔有力。但自五賢帝治世迄今，歷史的方法論也有了長足的進步，如果我們還墨守傳統(tǒng)，單純的將其理解為人物的歷史，所謂分析也僅停留在人物關系[政治層面]上，甚至溯及人物的內心世界，未免嫌視界狹窄。就我們現(xiàn)在所考察的兩次日耳曼戰(zhàn)爭為例，我以為其原因，還是偏在社會經(jīng)濟方面。
[一]，日耳曼尼亞的動亂使整個日耳曼和山外高盧的經(jīng)濟活動受到影響。
從愷撒統(tǒng)治以來，意大利所產(chǎn)的葡萄酒即行銷日耳曼，而這民族的好酒貪杯也是聞名的，再加上他們在財務管理方面的能力極差，由此推想則酒類貿易給羅馬帶來的利潤不會很少。至于高盧人在羅馬化后就表現(xiàn)出對金錢異常的執(zhí)著，他們之于意大利和日耳曼都有大量的出口，帝國財庫的豐裕得高盧的稅金助力不小，至于阿非利加和埃及，主要被視為糧食供應渠道和皇室私產(chǎn)所在，東方各省往往內部消耗比較嚴重，所以，阿爾米尼烏斯領導的反抗聯(lián)盟，必然導致西部形勢惡化，引起連鎖反應。第二次戰(zhàn)爭前，[編年史]上甚至出現(xiàn)“高盧諸行省已不再能供應馬匹了”的記載，這不僅說明戰(zhàn)爭消耗之巨，也從側面揭示高盧的商貿交通受到嚴重妨害，致使他們無力抑或不能購獲馬匹。[當時高盧境內為羅馬提供騎兵和馬匹的主要是特瑞維累人，他們是羅馬人的忠實盟友，以善騎著稱。]由此可見情況確實難以令人持樂觀態(tài)度，如果未能盡快摧毀反抗勢力，將直接影響到羅馬的民生，進而危及統(tǒng)治。
[二]，自然災害的雪上加霜。U??}zFeXh()|7=PKx"# J%K."*;:oP６６wｅｎ．ｃｏｍt95g g E, ej2 K"dUT
主要還指水患。內戰(zhàn)結束后意大利新辟田畝多數(shù)都在平原地區(qū)，這些易積水的相對低地，在未經(jīng)系統(tǒng)的修筑水利工程前，往往一次山洪爆發(fā)便能將沃土變成死水的沼澤，如果天氣炎熱，更會促使瘧疾散布。奧古斯都統(tǒng)治末期，提比略統(tǒng)治初期，臺伯河流域的水患問題顯然是十分嚴重的，自治市和移民地住民深受其苦，否則不會主動要求政府組織疏導。我們再從空間上對照來看，正是邊境受到威脅的同時。以往尚可以籍高盧之有余，補羅馬之不足；現(xiàn)在則稍有不慎，內憂外患將以具體的形式全盤發(fā)作，故恢復北方的秩序來拯救羅馬，便成了當務之急。另一方面，提比略之所以始終回避遠行，也正為防止不滿情緒的失控。[雖然就如何疏導的討論無果而終，但此后很長一段時間臺伯河不再為禍，直至公元四，五世紀，災難方對帝國施以總清算，“羅馬熱病”可說是持久而可怕的表征了吧]論文淺談提比略統(tǒng)治早期的兩次日耳曼戰(zhàn)爭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wǎng)
平定日耳曼的事業(yè)或許會將羅馬拖進戰(zhàn)爭的泥淖，正是考慮到這一點，提比略才堅持招回他的侄子，盡管日耳曼尼庫斯很有大將風范，但畢竟血氣方剛，難保不會為了追求榮譽變的盲目，看他在兩次戰(zhàn)爭中的舉措，每有不顧實際情況制定行軍計劃并以壓力要求完成的例子，幸得麾下將領都是經(jīng)驗豐富的老軍人，很難想象，如果“長橋戰(zhàn)役”中的指揮者不是凱奇納而是謝雅努斯之徒，瓦魯斯的悲劇未始沒有可能重演。然而日耳曼尼庫斯畢竟是大大削弱了反抗軍的實力，最終內部的不和使聯(lián)盟分崩離析。這戰(zhàn)爭實是代價高昂的賭博，最終皇子取得了勝利，純軍事視野中“特洛伊的勝利”，至于社會經(jīng)濟則擺脫桎梏，損失雖然慘重，但在短時間內即得到補償。下面轉換角度，談談日耳曼人失敗——如果可以這樣認為——的幾點原因。
二
自從公元前113年欽布里人首次劫掠羅馬邊境以來，日耳曼蠻族的軍事聲譽始終長盛不衰，即使愷撒統(tǒng)御的部隊，面對他們時都發(fā)生恐慌。這民族的作戰(zhàn)方式并無特出之處，對于軍陣的節(jié)度遠遜馬其頓人，騎兵隊也不如高盧和呂息坦尼亞的機動靈活，但因為他們得了地利的優(yōu)勢，每于戰(zhàn)斗中又能充分發(fā)揮其初民的獸性，往往在聲勢上已先壓倒對方。《日耳曼尼亞志》中有關“拔力吐[BARRITUS]”描寫就是很好的例子，它其實是祭司們創(chuàng)作的贊美索爾神（THOR）的頌歌，逐漸在行伍中通行，作為鼓舞士氣的手段。因日耳曼聯(lián)盟的軍隊，實質上就是動員各部體格強健之成年男子組成，方言未必相通，習俗也不盡相同，唯于祭神一事不敢懈怠，難怪塔西佗稱之為“心的共鳴”，也就是因此造成同仇敵愾的氛圍。之所以判斷這樣帶有軍歌性質的曲調是由祭神頌歌演變而成，一個很重要的證據(jù)即日耳曼人在開戰(zhàn)前總是根據(jù)“拔力吐”的情形來預測戰(zhàn)役的勝負。此外，他們的迷信——光榮戰(zhàn)死者可進入奧丁的宮殿瓦爾哈拉（WALHALLA），也是能保持軍事優(yōu)勢的重要因素。
但這倔強的民族終被壓制，兩次戰(zhàn)爭均以失敗告終，難道要歸咎于阿爾米尼烏斯缺乏戰(zhàn)術眼光嗎？我想不是。一世紀初期，日耳曼尼亞其實已陷入分裂。首先，是日耳曼各部族間的不和，他們的敵對主要是為了爭奪生存空間，車茹喜人[CHERUSCI]長期與世無爭，部落風氣萎靡，缺乏尚武精神，雖然未曾結怨強鄰，卻被奪去了大半土地。這種爭奪具有符合自然法則的傳統(tǒng)性，呈現(xiàn)出單向的往外擠壓的流動過程，他們不得不沖出森林，甚至渡過萊茵河以求生存，這就必然導致和擴張中的羅馬的沖突。正因此，他們能夠團結抵御外敵入侵，而為什么車茹喜人阿爾米尼烏斯軍中主力多為卡狄人[CHATTI]至此也可以被理解。其次，亦有相當數(shù)量的日耳曼部落投到羅馬人一方，如巴塔威人[BATAVI]，馬提雅契人[MATTIACI]等，他們以穿托伽，建奢華的浴池為樂，文化程度也頗高，其代表人物阿爾米尼烏斯的岳父塞蓋司特斯，他的演說術水平與地道的羅馬人相差無幾。他們當然也在軍中服役并獲得各種榮譽。由于這些人的幫助，遠征士卒在物資補給和行軍方面獲得便利；對于反抗聯(lián)盟也造成一定心理壓力[因為無法預知誓言并肩戰(zhàn)斗的同胞是否已懷貳心]。再次，反抗聯(lián)盟內部也分成兩派，阿爾米尼烏斯和他的叔父音吉奧美路斯分別是這兩派的首領，音吉奧美路斯位尊年長，在羅馬人中很有威信；阿爾米尼烏斯則掌握大部隊的軍事指揮權。這樣的格局自然要發(fā)生矛盾，他們之間的爭執(zhí)在第一次戰(zhàn)爭期間尤為明顯，最終阿爾米尼烏斯迫于壓力，采用音吉奧美路斯的作戰(zhàn)方案，導致聯(lián)盟喪失了本來具有的優(yōu)勢，反被羅馬人擊敗。更何況還有受羅馬收買的馬可曼尼人國王瑪羅波杜烏斯的從中掣肘，這樣的局面，怎能與百年前單純遷移性的進攻相提并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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