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蒙古語輔音構擬的基礎

構擬古代蒙古語的語音系統(tǒng)是蒙古語歷史比較語言學的主要任務。對原始蒙古語輔音系統(tǒng)的構擬，主要有兩種傾向。
　　一種傾向認為，現(xiàn)代突厥語輔音系統(tǒng)是構擬古代蒙古語輔音系統(tǒng)的基礎。一些學者在構擬原始阿爾泰語語音系統(tǒng)的同時也構擬了原始蒙古語的語音系統(tǒng)。自從波普提出關于原始阿爾泰共同語元音系統(tǒng)以及原始阿爾泰共同語元音系統(tǒng)和突厥語、蒙古語和滿－通語族語言語音之間對應關系的假設以來，一些阿爾泰語假設的支持者認為，阿爾泰語系諸語族語言之間的發(fā)生學關系基本上可以確定了。
　　然而，問題并非如此簡單。首先，通過對阿爾泰語系諸語族語言之間的比較研究，我們發(fā)現(xiàn)，蒙古語和滿－通語族語言語音方面的共同點多于突厥語和蒙古語或突厥語和滿－通語族語言之間的共同點。考慮到三個語族間的異同，把現(xiàn)代突厥語言作為原始語構擬的基礎的做法是值得懷疑的。歷史語言學認為，在假設三種語言A、B、C具有同源關系并構擬它們的原始共同語時，如果A和B具有某個共同的特征，而C缺少這一特征的話，為A和B所共有的特征一般可視為原始共同語的特征；而C缺少這一特征則可視為后來發(fā)展的結果。當然，這條原則并非是絕對的，即C缺少某一特征的共時事實也可用來構擬原始語言。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有充分的證據(jù)說明A和B是如何獲得原始語所沒有的特征的。[1]根據(jù)這條原則，突厥語言不應該是構擬原始蒙古語輔音的基礎。
　　另一種傾向認為，蒙古語族語言及其方言土語和中世紀文獻資料是構擬古代蒙古語輔音系統(tǒng)的基礎。20世紀80年代以來，蒙古語族語言和蒙古語方言土語的研究有了很大的進展。出版了一大批學術專著，同時，一些鮮為人知的語言和方言土語也得到了介紹和研究，再加上中世紀文獻語言的研究和一些中世紀文獻的不斷發(fā)現(xiàn)和刊布，這些都為以蒙古語族語言材料為立足點來構擬原始蒙古語輔音系統(tǒng)創(chuàng)造了條件，從而使重新建立蒙古語語音史成為可能。在原始蒙古語輔音系統(tǒng)中，塞音和塞擦音占據(jù)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原始蒙古語的塞音和塞擦音，是清濁的對立，還是送氣不送氣的對立？這是蒙古語語音史研究中很有爭議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學者們有三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原始蒙古語的塞音、塞擦音是清濁的對立。持這種觀點的學者主要有Б·Я·符拉基米爾佐夫、�！ぇ�·伊里奇－斯維特奇等。支持這種觀點的依據(jù)是建立在突厥語族語上的原始阿爾泰語。�！ぇ�·伊里奇－斯維特奇在《阿爾泰語的齒音：t,d，δ》和《阿爾泰語的腭音：k',k,g》兩篇論文中提出了阿爾泰語系各語族原始語構擬的對應：[2]
　　附圖
　　第二種觀點認為，原始蒙古語的塞音、塞擦音是送氣不送氣的對立。N·波譜持這種觀點。他認為，“對于塞音和塞擦音，要注意到，它們的清濁之分，沒有強(fortes)弱(lenes)之分那么大。強塞音(p,t,q,k)和強塞擦音大概曾經(jīng)是強松氣音。[3]
　　第三種觀點認為，前蒙古語輔音系統(tǒng)沒有清濁或送氣不送氣之分。
　　由于上述爭論的存在，對原始蒙古語輔音系統(tǒng)的構擬尚未形成一致意見。筆者認為，解決這一問題必須遵循以下原則。
　　首先，解決蒙古語發(fā)展的歷史分期問題。語言的歷史分期是語言史研究的主要內容，是對研究對象進行初步考察之后而提出來的分析這種對象的一種時間范圍，有了這種范圍，我們就可以把雜亂的語言現(xiàn)象排列起來，找出其中的結構規(guī)則和發(fā)展規(guī)律。由于人們對阿爾泰語理論的認識有分歧，因而，人們對蒙古語的歷史分期問題，迄今還沒有形成共識。從總體上看，主要是由于學者們研究的側重點不同而造成的。以阿爾泰語系比較研究為主要目標的學者，一般都要在蒙古語族語言發(fā)展的分期基礎上，進一步擬測其原始語言形式，并進而對其演變過程進行歷史分期；而以蒙古語歷史比較為主要目標的學者，則多以現(xiàn)代語言、方言特點為主要依據(jù)，參照已有文獻語言對其歷史演變和發(fā)展階段進行分期。筆者贊同后一種觀點。根據(jù)現(xiàn)在實際掌握的語言材料，可將蒙古語歷史分期為：原始蒙古語（從蒙古－滿通語統(tǒng)一體解體到13世紀）；中世紀蒙古語（從13世紀到17世紀）；近代蒙古語（從17世紀開始）。
　　其次，解決蒙古語語音史研究的方法問題。從語言差異的比較，探索語言發(fā)展的規(guī)律，構擬語言的原始形式是歷史比較研究的一條重要原則。但是，這種比較必須遵循一定的程序，即：(1)對蒙古語方言土語進行詳細的比較研究，得到更多的語言差異資料和線索，進而根據(jù)這些資料和線索尋找更多的語音歷史演變規(guī)律；(2)對現(xiàn)存蒙古語族語言從差別較小的語言間的比較研究入手，逐步深入到差別較大的語言間的比較研究，找出產(chǎn)生差別的原因，確定差異形成的年代順序，弄清語言發(fā)展的時間層次；(3)適當參考其他語族語言，特別是與蒙古語族語言關系較近的滿－通語族語言的材料。
　　再次，假設必須有客觀基礎。原始語的重建是解釋音變的參照點，所以，擬測出來的原始形式一要能合理地說明現(xiàn)實語言的歧異，二要符合語音演變規(guī)律。原始語是根據(jù)現(xiàn)存的方言或親屬語言的材料構擬出來的，因而要求重建的原始語（母語）同每種子語要合理地相似，而且要求子語與原始語的相似程度高于各子語之間的相似程度，因為各子語從原始語中脫胎出來以后就各自沿著自己的發(fā)展規(guī)律發(fā)展，時間越長，相互之間的差異就越大，每一個子語需要先上溯到共同的祖先才能有效地找到自己的姊妹語言。所以，所根據(jù)的材料越豐富、越可靠，構擬的形式就會越接近于原來的狀況，它的解釋力就越強。
　　在此思路的基礎上，根據(jù)現(xiàn)有語言材料，結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我們構擬的古代蒙古語的輔音系統(tǒng)如下：
　　附圖
　　迄今為止，人們對原始蒙古語輔音系統(tǒng)的構擬，意見仍然很不統(tǒng)一。筆者就以下四點提出自己的看法。
　　　　1.送氣與不送氣問題
　　多數(shù)學者認為，原始蒙古語的塞輔音和塞擦輔音是清濁兩位對比。但是，這只是基于突厥語族語言輔音系統(tǒng)之上的一種假設，它既不能合理地說明蒙古語族語言的歧異，又不符合蒙古語族語言語音演變的規(guī)律。我們認為，蒙古語族語言的比較研究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途徑。蒙古語語音聲學分析證明，現(xiàn)代蒙古語的塞輔音、塞擦輔音是送氣和不送氣的對立。[4]九種蒙古語族語言中，除莫戈勒語的塞輔音和塞擦輔音是清濁兩位對比、保安語是清送氣半濁不送氣兩位對比之外，其余七種語言都是送氣不送氣兩位對比。我們對中世紀蒙古語語音的研究也證明了這一點。
　　元代漢語的聲母系統(tǒng)，如果就《中原音韻》來說，濁聲母已經(jīng)不成其為獨立的一類了。但是，就《古今韻會舉要》、《蒙古字韻》來說，濁聲母自成一類，就是說，濁聲母還完整地保存下來了。[5]也就是說，元代漢語有兩套聲母系統(tǒng)。那么，明洪武年間注音的《蒙古秘史》采用的是哪套聲母系統(tǒng)呢？從保存濁音的聲母系統(tǒng)看，用清音標注蒙古語不送氣音，用次清音和濁音標注蒙古語送氣音。
　　從濁音已經(jīng)清化的聲母系統(tǒng)看，用不送氣清音標注蒙古語不送氣音，用送氣清音標注蒙古語送氣音。我們知道，濁音清化后，濁塞音和濁塞擦音在平聲時，并入相應的送氣音，在仄聲時，并入相應的不送氣音。《蒙古秘史》注音漢字正是反映的這種語音變化。如“琴、騰、途、池、陳……”等字在保存濁音的聲母系統(tǒng)里，讀濁聲

母平聲，在《蒙古秘史》里，和現(xiàn)代蒙古語一樣，標注的是一個清送氣音。可見《蒙古秘中》注音漢字所用的是濁音清化的聲母系統(tǒng)，所以，《蒙古秘史》語言的塞輔音、塞擦輔音是送氣不送氣兩位對立。
　　從八思巴字母看，塞音、塞擦音清濁對比的形式是：[6]是濁，也就是清：次清：濁三位對比。在八思巴字蒙文文獻里，雖然有送氣輔音和不送氣輔音之間的混用，但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用清音轉寫了蒙古語的不送氣輔音，用次清音轉寫了蒙古語的送氣輔音。比如：qamuq（整個），dojid（和尚），bas（又）�？梢�，八思巴蒙古語的塞輔音、塞擦輔音也是送氣不送氣兩位對立。
　　根據(jù)以上事實，我們完全有理由說，中世紀蒙古語的塞輔音、塞擦輔音是送氣不送氣兩位對立。如果我們接受原始蒙古語的塞輔音、塞擦輔音是清濁兩位對立的假設的話，就必須回答一個問題：原始蒙古語的清濁兩位對立是如何演變成中世紀蒙古語的送氣不送氣兩位對立的？我們不贊同清濁兩位對立說的觀點。根據(jù)現(xiàn)有語言材料，把原始蒙古語的塞輔音、塞擦輔音擬測為送氣不送氣兩位對立是有一定的根據(jù)的。
　　　　2.關于[*]p音位
　　蘭司鐵認為，阿爾泰語言都曾有過清唇音附圖[*]p-或與它接近的清音，這個音在前蒙古語和前突厥語中是作為[*]p-、f、x和h而走向消失的。它在通古斯語言中也以常見的普遍的語音演變規(guī)律而存在。[7]后來，伯希和重新研究了這個問題。他認為，這個清輔音不是擦音，而是塞音，并認為蘭司鐵的例證里，最有說服力的是：
　　蒙古語oroi“頂”，通古斯語horon，滿語foron，奧爾恰語poro，義同前；
　　蒙古語αluqu“錘子”，滿語folgo，鄂倫春語xαluqα，果爾特語pαlū，義同前；
　　蒙古語ünür“氣味”，ünüs-“嗅”，滿語funsun“氣味、香味”，鄂倫春語xunke“香味”，奧爾恰語xunke“嗅”，等等。[8]
　　這就是阿爾泰學有名的“蘭司鐵－伯希和定律”。定律把[*]p-的歷史演變分成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p　→　f　→　h　→　0（零）
　　各個階段語音在阿爾泰語系諸語族語言里的分布是：在蒙古語中，中世紀蒙古語為h，達斡爾語為x，土族語為近代蒙古語為0（極少數(shù)情況為p）。在滿－通語族語里，滿語為f，果爾特語為p，鄂溫克語為h。在突厥語族語中，按照波譜的說法，前突厥語為h，原始突厥語為h，東南群和西南群語言為h，其他為0。[3]
　　　　3.關于[*]g音位。
　　蒙古書面語的q、k、、g在中世紀蒙古語里是q、k、g，而且有k和g混用現(xiàn)象。以此為根據(jù)，有人認為，蒙古書面語的q、k、、g是由q、k演變而來的。[9]也有人認為，q、k、、g是由一個q演變而來的。[10]但是，我們可以確定曾經(jīng)有過與[*]k對應的[*]g音位。
　　蒙古史研究證明，鮮卑語同蒙古語有共同祖源。唐代地理書《元和郡縣志》記：“紇真山，縣東三十里。虜語紇真，漢言三十里�！薄凹v真”和蒙古書面語（三十）為同源詞�！稄V韻》：紇，下沒切，入沒匣。真，職鄰切，平真張。應構擬為。漢語語音史研究證明，在七世紀上半世紀，入聲字在中原地區(qū)已開始發(fā)生變化，到宋代只有收唇音-p的入聲字還有尾音，其余兩類（-t、-k）入聲字的尾音已消失，變成了短促的開音節(jié)。[11]那么，“紇真”一詞的當時的讀音應該是。
　　契丹語言文字的研究，近年來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從已考釋出的語言材料看，契丹語和蒙古語之間有相當近的關系。契丹文字研究證明，51號字的讀音為標記的是契丹語的[*]g音位。
　　有些學者把原始蒙古語的舌根塞輔音構擬為四個。[13]按照音位理論，[[*]q]和[[*]k]處于互補關系當中，是同一個音位的兩個變體。這個音位寫成/[*]q/或者寫成/[*]k/都無不可，不過，我們選擇比較常用的音標，寫成/[*]k/。同理，我們也把[[*]g]歸成音位/[*]g/。
　　〔收稿日期〕2002-01-04
【參考文獻】
　　[1]　李兵.滿語元音系統(tǒng)的演變與原始阿爾泰語元音系統(tǒng)的重新構擬[J].民族語文，1999,(3).
　　[2]　吳宏偉.原始突厥語輔音的構擬，民族語文，2000,(5).
　　[3]　N.Poppe.Vergleichende  Grammatik  der  Altaischen  Sprachen.T.1.Vergleichende
  Lautlehre.Wiesbaden,1960.
　　[4]　呼和，確精扎布.蒙古語語音聲學分析[M].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9.
　　[5]　楊耐思.近代漢語音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6]　照那斯圖，楊耐思.蒙古字韻校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
　　[7]　蘭司鐵.蒙古－突厥共同語中的一個詞首清輔音[A].民族語文研究情報資料集[C].北京：1985,(5).
　　[8]　阿爾托.阿爾泰語言的詞首p-[A].民族語文研究情報資料集[C].北京：1985,(5).
　　[9]　清格爾泰.蒙古語塞輔音q、k的演變[J].民族語文，1985,(3).
　　[10]　哈斯巴干.中世紀蒙古語研究[M].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1996.
　　[11]　徐通鏘.歷史語言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12]　清格爾泰.語言文字論集[M].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7.
　　[13]　д.Τθмθртогоо.монгол　хэлний  туухэн　хэлзУй  .улаанбаатар：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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