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格形成與利潤預期

或許是出于職業(yè)習慣的力量，或許是出于每一位被征詢意見的要人--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可以控制全局--都具有的從容美德，德·諾爾普瓦先生（M.de  Norpois）向后靠在椅背上，任由談話者處于緊張局促的狀態(tài)之中�；蛟S也是為了顯示自己頭顱的突出優(yōu)點（盡管長了絡(luò)腮胡，他仍自認為是屬于希臘人的），當聆聽事情的原委時，他始終面無表情，冷漠得讓人感覺像是在博物館里一座精典的（也是聾的）雕塑前講話。
馬塞爾  ·普魯斯特，《追憶逝水年華》（Marcel  Proust,  A  la  recherché  du  temps  perdu）  

       語言交換--發(fā)出者與接收者之間建立于編碼與解碼的基礎(chǔ)之上，在一定規(guī)則或創(chuàng)造力的輔助下的一種交流關(guān)系--也是一種經(jīng)濟交換。它形成于生產(chǎn)者與消費者（或者市場）之間一種特定的象征性權(quán)力關(guān)系中，其中生產(chǎn)者被賦予了一定的語言資本，而消費者，則有能力獲得一定的物質(zhì)的或象征性的利潤。換句話說，言說并不僅僅是需要被理解和破譯的符號（除了在特別的情形中）；他們還是財富的符號（signs  of  wealth），意欲被評價和贊美；也是權(quán)威的符號（signs  of  authority），意欲被相信和遵從。與文學（尤其是詩歌）中語言的運用大相徑庭，在日常生活中語言很少被作為單純的交流工具。對于信息最大效率的追求僅僅是語言生產(chǎn)的另一個突出目標，并且它所暗示的這種對語言的工具性使用，往往與對象征性利潤的下意識追求相沖突。因為除了明確表達出的信息之外，不可避免地，語言實踐還在交流著關(guān)于交往態(tài)度或曰表達風格（expressive  style）的信息，而這種表達風格，被參照理論的或?qū)嵺`的競爭風格來看待和欣賞，則具有著社會價值和象征的有效性。

資本、市場與價格

       言說只有在與市場的關(guān)系中才能獲得自己的價值及其意義，而這一市場則以特殊的價格形成規(guī)律為其特征。言說的價值取決于言說者語言能力之間所固有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這種權(quán)力關(guān)系，既可以理解為他們生成性的能力，也可以理解為他們獲取認可和贊賞的能力；換句話說，言說的價值取決于交換關(guān)系中所涉及的各不同主體是否具有將最有利于自己的欣賞準則強加于其他主體的能力。這種能力并不僅僅取決于語言本身。顯然，語言能力（作為被社會界定了的生產(chǎn)能力，它形成了由社會界定的各語言生產(chǎn)集團的特征；而作為獲取認可和贊賞的能力，它界定了其自身帶有社會烙印的市場）之間的關(guān)系，幫助確定了特殊的交換行為中價格的形成規(guī)律。但是語言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并非完全是由占主流地位的語言力量所單獨決定的；它還與所講語言自身的特點、使用這種語言的言說者、各不同集團對該語言的相應掌握水平有關(guān)，整個社會結(jié)構(gòu)在此（因而也在言說話語的過程中）相互作用。這正是被相互作用主義者的眼光所忽視了的一點。相互作用主義者把相互作用看成是一個封閉的世界，而忘記了發(fā)生在兩個人之間的事--是在雇傭者與被雇傭者之間，還是在殖民時期的講法語者與講阿拉伯語者之間，或者是在后殖民主義時期發(fā)生在前殖民國家的兩個成員之間，譬如說一個講阿拉伯語者和一個講法語者之間。相互作用主義者的這種看法，從相應的語言或用法，以及講這些語言的集團之間的客觀關(guān)系中，推導出了言說的具體形式。對于要回到事物本身，并取得對"事實"更為確切的把握的關(guān)注（這一關(guān)注常引起對微觀社會學項目的研究興趣），只能使人純粹而簡單地錯過"事實"，因為事實常常存在于結(jié)構(gòu)之中，并且這種結(jié)構(gòu)超越了其所揭示的相互作用，因而并不會為直接的直覺讓步。于此最好的例子莫過于由屈尊策略（strategies  of  condescension）所提供的了。一份貝亞恩省(Béarn，法國西南部的一個省)  發(fā)行的報紙如此寫道，波市（Pau）的市長，在一次紀念貝亞恩語詩人的慶典上，對與會的群眾用貝亞恩語發(fā)表了講話，"聽眾被這種細心的舉動深深地打動了"  。要使母語為貝亞恩語的聽眾感覺市長用貝亞恩語發(fā)表講話是一種細心的舉動，大家必須默認，法語是正式場合發(fā)表正式講話的唯一可接受語言。屈尊策略正是從每個人在實踐當中所面對的（甚至或尤其是當法語空缺時）客觀存在的語言權(quán)力關(guān)系中，通過象征性地放棄這一權(quán)力關(guān)系（指語言之間的等級制度與講這些語? 緣娜嗣侵?淶牡燃噸貧齲┒?竦美?螅╬rofit）。只要在場的人們之間明顯的地位差異（或者說是他們社會屬性之間的差異）已經(jīng)為所有人(尤其是參與這一過程的人們，包括參與者與旁觀者)充分理解和認同，那么象征性地放棄這種等級制度（例如通過使用"能打動一般人的本領(lǐng)"），就能使言說者獲得一種來源于未被解除的等級關(guān)系以及來源于明確地象征性地放棄這一等級關(guān)系的雙重利潤--這里沒有一絲一毫的利潤是通過加強等級關(guān)系獲得的，盡管利用這種等級關(guān)系與社會認同是相一致的。事實上，貝亞恩人的市長能夠取得這種屈尊的效果僅僅是因為，作為一個大城市的市長，除了他所表現(xiàn)出的從容自信之外，他還具有所需的頭銜（他是一位稱職的教授）以確保他是理所當然的"高級"語言的"高級"使用者[沒有人，尤其不會有省報的記者，會想到要像稱贊市長的貝亞恩語一樣稱贊他的法語；因為依據(jù)職權(quán)（ex  officio），他被認定就應當是一個合格的、被獲準的能夠講一口"標準流利"的法語的人]。被稱贊為"標準流利的貝亞恩語"，必須是來自合法語言的合法言說者；否則就會被認為完全是毫無價值的--并且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在正式場合里這是不可能的--譬如從一個農(nóng)民口? 興黨觶?┤縊??私饈臀?裁淳」芩?竦昧私洗蠓荻畹難∑保???⒉輝?蝸氤晌?謇锏拇宄ぃ?擔ㄓ梅ㄓ錚┧?quot;不懂得如何講話（指法語）"。這就揭示出對于語言能力的定義完全是社會性的。由此還可以看出，在語言場域，要推翻現(xiàn)存的等級制度（在文化場域也是這樣），也（also）與屈尊策略相類似，是那些對自己在現(xiàn)存等級制度中的地位充分自信的人的專利，因為只有他們才能否定這種等級制度同時又不會顯得無知或無法滿足自己的需求。假如貝亞恩語[或者其他如克里奧爾語（Creole）  ]有一天可以在正式場合講，那么這也是由于講支配性語言者的功勞；他們對于語言的合法性有充足的理由（至少在他們的談話者眼里是這樣的），能夠避免被懷疑為退回到落后的語言或者缺少更好的東西（faute  de  mieux）。
       由于某些能動者不能夠?qū)⒆钣欣�于自己的準則施加于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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