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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憲鬧劇·楊度·帝王術(shù)

時間:2022-08-17 11:45:06 綜合教育論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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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憲鬧劇·楊度·帝王術(shù)

1915年袁世凱要作洪憲皇帝的時候,天津《廣智報》發(fā)表了一幅諷刺洪憲帝制的漫畫——《走狗圖》。正中是袁世凱的漫畫像,頭戴冕旒,身披龍袞,垂拱而坐。四方是四條狗,畫的是為改變國體、恢復(fù)帝制作吹鼓手的籌安會中四大將—楊度、胡瑛、孫毓筠、嚴復(fù)。這是有個典故的。湖北著名的報人劉禺生的《洪憲紀事詩》詳細記載了這個典故的來龍去脈。 有一次籌安會的“六君子”在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聚會。胡瑛在會上說:外間皆呼我等為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楊度曰:怕人罵者是鄉(xiāng)愿,豈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實行救國,自問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論,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孫少侯(毓筠)曰:我不然,意志既定,生死以之,我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的。嚴幼陵曰:我折衷其說,狗也不狗,走也要走的。胡瑛曰:然則我當(dāng)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第二天,“走狗”言志,傳遍津、京。因此,才有天津《廣智報》漫畫的出現(xiàn)。         過去看到這個記載,每為嚴復(fù)可惜。他畢竟是“作過”《天演論》、翻譯了大量西方社會科學(xué)名著的一代宗師;后來又為楊度可惜,他多次聲稱一生為了“救國”晚節(jié)似更可風(fēng)。待讀了《洪憲紀事詩》及有關(guān)的文獻覺得他們發(fā)起和組織籌安會,陷入洪憲帝制鬧劇的泥潭當(dāng)中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                                  一      在近現(xiàn)代史上,楊度是個怪人,從他的生平經(jīng)歷中,我們可以看到許許多多的異于常人之處。這些有的是時勢造成的,有的是他主動爭取來的。 楊度(1875—1931)字皙子,號虎公,湖南湘潭人。這位青少年時就有才子之名的名士,卻非出于世代書香之門。他的祖父是個跟隨曾國藩鎮(zhèn)壓太平天國的湘軍。祖父在湘軍中積功升為哨官后戰(zhàn)死,為楊家留下一些余蔭,從此改換了門庭。楊度大伯隨其父參軍,借著父親的余蔭作了個小武官,后來因功升為總兵。楊度的父親還在家務(wù)農(nóng),兼作吹鼓手。楊度父親早亡,楊度過繼給在戰(zhàn)爭中發(fā)跡變泰的大伯,這才有了讀書的機會。這是他在出身上不同于一般的讀書人之處。     楊度的從學(xué)也不同于封建社會的一般文士,他不是那些正統(tǒng)的士子,讀高頭講章,死摳八股;也不是象風(fēng)流才子弄些華章綺句。他是湖南名宿王壬秋的弟子,王對楊度也優(yōu)待有加,并可以隨便開些玩笑的。在《湘綺樓日記》中常稱楊度為“楊賢子”。楊度跟著王壬秋學(xué)的“帝王之學(xué)”。后又醉心于新學(xué),上了湖南師范。     1903年清政府新開“經(jīng)濟特科”的進士考試,楊度是第一批考生。這科的考題真有些“現(xiàn)代經(jīng)濟”的味道!盎笇捬酝鈬锿饬,而利不外泄,則國用饒而民用給;今欲異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像這樣的題目,那些八股腦袋大概連怎么下筆都想不出的。懂新學(xué)的楊度中一等第二名。未來的北洋政府的財長梁士詒這次被取為一等一名。由于梁士詒這個名字被說成是“梁頭康尾”(梁啟超的“梁”字,康有為字祖詒的“詒”字),而“康梁”因為“戊戌變法”,正為西太后所痛恨,于是,梁士詒被除名。楊度受到這個案子的牽連,又是“湖南師范生”,疑為唐才常之同黨和革命黨,也被除名。到手的功名,轉(zhuǎn)瞬而失。而且,慈禧太后口喻要捉拿梁士詒、楊度。 要避禍、又對出路感到茫然的楊度跑到日本留學(xué),當(dāng)時也沒有護照、簽證之類,楊度去日本比他回老家湖南還方便。到日本留學(xué)是楊度成為活躍于清末民初的重要的政治人物一個重要的契機。他是留日學(xué)生的重要領(lǐng)導(dǎo)人之一。楊度是主張“君主立憲”的,然而,他從這時起就懂得聯(lián)絡(luò)各種各樣的人士為自己的未來開辟道路。他托人認識了孫中山先生。他不贊成革命,但是與孫先生相約“吾主張君主立憲,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號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當(dāng)盡棄其主張,以助先生。努力國事,期在后日,無相妨也”(《世載堂雜憶》)。他主張君主立憲,但是與黃興、梁啟超都保持了較好的關(guān)系。頗有點“掛鉤三方來闖蕩”的架勢。 1905年清政府為了挽救危亡,準備立憲,派載澤、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他們到歐、美、日本走了一趟,大約也是糊里糊涂;楊度除了日本,哪里也沒去,可是卻請他捉刀代筆,為清五大臣的出國考察寫過考察報告——《中國憲政大綱應(yīng)吸收東西各國之所長》和《實行憲政程序》。從此,暴得大名,政府的高層人士都知道了中國還有個“懂法”的楊度。 1907年,清政府袁世凱、張之洞聯(lián)合保薦楊度,說他“精通憲法,才堪大用”。這位僅有舉人功名的楊度以四品京堂充憲政編查館提調(diào),從此,他對袁世凱懷有知遇之感,或深或淺地參與了袁世凱的許多政治活動。 清政府關(guān)于“立憲”的文件多出于楊度之手。此時朝廷要搞“法治”了,號召王公大臣都要“學(xué)法”,于是,楊度被委任為高級“講師”,得以出入頤和園,為這些王公大臣們“惡補”法律常識,并開設(shè)了憲法講座。從此,他與許多滿洲親貴拉上了關(guān)系。 1908年,西太后、光緒相繼去世,掌權(quán)的是光緒的弟弟載灃。他將袁世凱開缺回籍。此時,楊度知道袁的羽翼已豐,決非一個攝政王所能對付了的。當(dāng)袁世凱的許多朋友都不敢與他往來的時候,楊度卻奔走于北京與彰德(袁的隱居之地)之間。為袁世凱通消息、出主意,成為袁的重要謀士之一。這種“燒冷灶”的行為帶有明顯的縱橫家的作風(fēng)。 辛亥革命爆發(fā)之后,南北會談,楊度是北方代表團的高參,還替袁世凱暗中收買南方代表團中要人,以期作出對袁有利的結(jié)果。他很看重與袁世凱的關(guān)系,因此,掛在楊度口頭上的“救國”,實際上是在謀圖自己的發(fā)展。 辛亥以后,袁世凱建立洪憲王朝的過程中,楊度表現(xiàn)非常積極,在歷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面。這一點我們在下面談。 洪憲帝制失敗以后,楊度被作為第一“要犯”被通緝,這與當(dāng)局不敢碰那些耍槍桿的“洪憲黨人”比起來是有點冤,但是就參與洪憲帝制活動的主動性、積極性來說,把楊度視為第一禍首還是名實相符的。楊度躲在天津租界不敢露面,這個局面待張勛復(fù)辟活動破產(chǎn)后,才有了好轉(zhuǎn)。 雖然,楊度自稱其中年以后“好佛”,那時失意的政客幾乎是個個如此。即使在楊度參禪論道時期內(nèi),也沒有忘記在各種各樣的軍閥中搞些縱橫捭闔的活動。有時也做了一些對人民有利的事情。楊度還是有種特殊能力,使得一些很蠻橫的軍閥也聽他的話。那個連自己有多少姨太太都弄不清楚的狗肉將軍張宗昌,對楊度是言聽計從。例如在槍斃新聞記者林白水時,為林求情者很多,張宗昌一概不接受。楊度前去說,才答應(yīng)下來?上У氖钱(dāng)張打電話給行刑隊時,林白水已于半小時前綁赴天橋了。 楊度的晚年做了兩件驚世駭俗之事。一是到上海青幫大亨杜月笙的門下做清客,當(dāng)時政客與青紅兩幫往來的很多,而有一定身份的文人學(xué)者則以依附他們?yōu)閻u,與他們往來的人不多,因此,楊度和章士釗兩人依附杜月笙就很引人注目。另一件事楊度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前一件知道的人很多,因此,過去一直把楊度視為反面歷史人物。后一件事,在七十年代以前只有幾個人知道,直到1975年周恩來總理病危時才把這件事告訴了王冶秋。王發(fā)表了《難忘的記憶》,向世人公告了這件事,從此,楊度在人們的筆下才換了一幅形象。然而,這仿佛是一俊遮百丑,從此以后的文章或文學(xué)作品寫到楊度,對他的過去所作的一切都能諒解了,連搞籌安會都是為了“救國”。我想這也是一種偏頗。                                                                                 二           《洪憲紀事詩》真是一部有趣的書。連本世紀的一些重要的政治家談到它都贊不絕口。董必武同志在六十年代初為劉禺生的《世載堂雜憶》作序中說: 武昌劉禺生以詩名海內(nèi),其膾炙人口者為《洪憲紀事詩》近三百首。所見刊 本為《洪憲紀事詩簿注》四卷,孫中山、章太炎兩先生為之序。中山先生稱其宣闡 民主主義。太炎先生謂所知袁氏亂政時事,劉詩略備,其詞瑰瑋可觀,后之作史者 可資摭拾。      實際上這也是董必武對《洪憲紀事詩》的看法。其紀事除個別細節(jié)外,大多可信。洪憲前后,劉禺生正在北京,他與副總統(tǒng)黎元洪是老鄉(xiāng),常能見面,對于當(dāng)時政界掌故知之甚多。他又與楊度是“大同鄉(xiāng)”(當(dāng)時湖北湖南同屬湖廣),二人共過事,有一定的交誼,對楊度的為人有較深的了解,所以,他在《洪憲紀事詩》中的評論不僅有深度,而且,頗有誅心之論。 洪憲帝制活動中,楊度是很賣力氣的。當(dāng)然,楊度之所以這樣做是有個人打算的。楊度對袁世凱是有知遇之感的,是袁的推薦,他才由一個普通的舉人一躍而成為“四品京堂”。這樣,在攝政王下詔要殺袁世凱時,奉命草詔的楊度才會奮力搭救,后來在與袁世凱的往來過程中,向袁透露了朝廷的許多秘密。從此楊度把自己與袁世凱綁在了一起。因此,當(dāng)袁要當(dāng)皇帝、需要人們擁戴時,楊度從內(nèi)心里就會發(fā)出 一種“舍我其誰”的感覺!而且,楊度與袁世凱的老部下、老袍澤不同,他手中沒有兵。他靠的是自己的頭腦、自己的嘴巴和自己的人事關(guān)系。這些都是軟性的,說有用也有用,說沒用也沒用;而那些北洋系的軍人們手中掌握的可是硬幫幫的槍桿子。與他們比起來,楊度不能不分外出些氣力。另外楊度自視甚高,他要作洪憲第一功臣,這樣才有可能圓的宰相或總理的夢?墒,我們檢查一下楊度與籌安會的表演,人們會感覺到那真是夠“丑”的,但還談不到“惡”,因為他們沒有那么大的能量。楊度的同鄉(xiāng)熊希齡在組織“人才內(nèi)閣”時,曾想請楊度擔(dān)任一個次要部長的職務(wù),楊度說“我?guī)兔Σ粠烷e”?墒俏覀儚暮閼椘陂g楊度和籌安會所做的事情來看都是幫閑性質(zhì)的。這對楊度來說不能不是個悲劇。 在這方面,《洪憲紀事詩》中都有記載,有些細節(jié)也很有趣。籌安會曾經(jīng)懸賞征求論文,論述國體問題。另外編寫了兩部書,名為《國賊孫文》《無恥黃興》,居然每本印刷了十萬冊。我想,這些書大約也要靠公款購買,否則,要都堆在籌安會的倉庫里的。印了這么多的書,現(xiàn)在是很難看到了。孫中山先生最為袁世凱所恨,在書中對他肆意誣蔑還不夠,還把《國賊孫文》一書改成京劇,在新華宮里演出。實際上袁世凱不好京劇,更不懂戲。出這些主意的就是籌安會那些幫閑者。這就是《新安天會》!栋蔡鞎繁緛硎歉鶕(jù)中國古典名著《西游記》前幾回改編的,寫的是孫悟空大鬧天宮和被收伏的故事。因為孫先生的姓氏的關(guān)系,這些洪憲文士便忽發(fā)奇想,把《安天會》改為影射孫先生的《新安天會》,并加緊由“第一舞臺”的演員排練,慶祝袁世凱生日的中南海的宴會上,首次演出。《洪憲紀事詩》有兩首記載這件“盛事”。   誓言國賊撰成篇,教譜梨園敞壽筵。忘卻袁家天子事,龍袍傳賞李龜年。          盛時弦管舞臺春,一闋安天跡已陳。今日重逢諸弟子,念家山破屬何人。      《新安天會》中描寫了孫悟空大鬧天宮之后,逃回了水簾洞,天兵天將,十二金甲神人,圍困水簾洞孫悟空又縱一跟斗云逃往東勝神洲,擾亂中國,號稱天府大圣仙府逸人,化為八字胡,兩角上卷,以東方德國威廉第二自命,形相狀態(tài),儼然化裝之中山先生也。其中軍官為黃風(fēng)大王,肥步蹣跚,又儼然化裝之黃克強也。其先鋒官為獨木將軍,滿頭戴李花白面少年,容貌俊秀,與江西都督李烈鈞是一是二,難為分別。前鋒左右二將,一為刁鉆古怪,虎頭豹眼,一為古怪刁鉆,白鼻黑頭。當(dāng)日李協(xié)和守九江、馬當(dāng)之二將也。玉皇大帝一日登殿,見東勝神洲之震旦古國,殺氣騰騰,生民涂炭,派值日星官下視,歸奏紅云殿前,請弼馬瘟逃逸下界,又調(diào)集嘍羅,霸占該土,努力作亂。玉皇大怒,詔令廣德星君下凡,掃除惡魔,降生陳州府(這是影射袁世凱),順天應(yīng)人,君臨諸夏。其部下名將有大樹將軍馮異(影射馮國璋)、桓侯張飛(影射張勛)、通臂猿李廣(影射李純)、忠武王曹彬(影射曹錕)。他們在廣德星君的指揮下大敗孫悟空,班師回朝,受降獻俘。這時文武百官齊呼《圣天子平南頌》,歌美頌德。劇之末尾,作者更是忽發(fā)奇想,從神話轉(zhuǎn)到現(xiàn)實中來。舞臺上出現(xiàn)新布景:海天波涌,明月當(dāng)空,孤島沉寂,照見一人。只見他獨坐在盤石之上,高唱《懷鄉(xiāng)自嘆人》一曲。其詞云:“小生姓孫名文,廣東香山縣人士。向來學(xué)醫(yī)業(yè),奔走海外,誘騙華僑,中國多事,潛入國門,竊得總統(tǒng)一名,今日身世凄涼,家鄉(xiāng)萬里,仰看一輪明月,豈不慘殺人也。然后是大段唱:“孫逸仙坐東瀛自思自嘆,……”。這種緊密聯(lián)系“現(xiàn)實”和“為政治服務(wù)的”的劇作古今真不多見!八娜藥汀闭乒芪乃嚻陂g,那么強調(diào)文藝為政治服務(wù),也沒有搞成這個樣子;I安會和楊度搞的這些東西,就是從袁世凱角度來說,是沒有什么用處的。能幫他們什么“忙”?而此時,袁世凱還不到需要人來幫閑的時候。這些事情只能在“洪憲”帝國史留下笑柄,對孫中山先生的形象毫無損傷。這個《新安天會》的演出還有個插曲。當(dāng)時北京京劇是“無腔不譚”,所以最理想的是譚鑫培來演主角,可是譚老板說什么也不干。后來又找外號叫“老鄉(xiāng)親”的孫菊仙,孫也曾是朝廷的“供奉”,自有身價,看不起袁世凱,也堅決不演。我想,這些老藝術(shù)家們一看到《新安天會》這個本子第一句話一定是:“這什么玩藝兒!”譚、孫不肯演這是極正常的。后來以唱功聞名的劉鴻聲接了這個差事。劉鴻聲(據(jù)說田漢名劇《名優(yōu)之死》的男主角就是以劉鴻聲為模特的)唱到“到月懷鄉(xiāng)自嘆”時,因為這是影射孫中山落拓,所以袁世凱很高興。他看到劉鴻聲身上穿的龍袍太舊,于是,把登基大典籌備處為自己準備的龍袍賜給了劉鴻聲。這件龍袍上面繡了九條龍,蜿蜒全身,。袁世凱不喜歡這件龍袍,認為它“氣不團聚”,便給了劉鴻聲。所以詩中有“龍袍傳賞李龜年”之句。當(dāng)然,這是個小插曲了。 不僅楊度從立志“幫忙”,最后變成了“幫閑”。籌安會中其他人士也大多如此。像嚴復(fù)那么大學(xué)問的人也為洪憲皇帝幫閑,他游曲阜孔林,獲得了周宣王冕旒,作為吉祥物似的向袁世凱進奉。另外,他從西文有陰陽性之分受到啟發(fā),又在《漢書》看到女官中有“共和”之名時,竟用以比附共和制度!案旯埠蛧覍倥灾f”,而女性軟弱;“帝政為男性”,男性才有力量。這些辨析不僅無聊,更顯示出作者立意在拍老袁的馬屁,真是失身份的事。 楊度與袁世凱的關(guān)系非同一般,當(dāng)攝政王載灃要殺袁世凱時,楊度竟敢拒不草詔,冒死論救。因為關(guān)系太密切,又盡人皆知,所以議建籌安會之初,袁世凱不想由楊度來辦,而是希望與袁關(guān)系不深的徐佛蘇來辦。而楊度要為新朝建立第一功,要作“開國元勛”,才非常積極地走到前臺。楊度本來可以直接與袁世凱往來,參與機密。可是,迷信槍桿子的袁世凱的心目中更重要的乃是北洋老袍澤對他的支持和南方革命黨可能出現(xiàn)的反抗,他的注意力都用在那些方面,因而對于籌安會中的頭面人物(有些是費了很大力氣才籠絡(luò)來的)就冷淡了一些;I安會最初鬧得沸沸揚揚,出足了風(fēng)頭,挨夠了罵,而在實際的帝制活動中是處在有它也不多,沒它也不少的狀態(tài)下的。自視頗高的楊度心中怎么想呢?他的詩中不無怨氣地寫道:“吹簫已得神仙分,更起高樓與接天!北緛硪呀(jīng)是到手的第一功勛,現(xiàn)在袁世凱對于這些擁戴者又有了新的要求。 考察楊度在洪憲活動中的行蹤,仿佛他與“皇太子”袁克定往來更多一些似的。從對帝制的積極性來說,袁克定比“乃翁”更勝一籌,因為他把自己政治前途全押在未來的洪憲王朝的成敗上,因此他對帝制活動表現(xiàn)出超常的積極,而袁世凱則顯得有點謹慎,或說畏首畏尾。袁自從作了終身大總統(tǒng)之后,實際上他已經(jīng)是沒有皇帝名位的皇帝了,因此,他害怕偷雞不成蝕把米。袁克定則完全沒有這些顧忌,他一心一意地希望老子趕快做皇帝,自己好當(dāng)“皇太子”。因此,他想盡辦法剪除一切可能影響到洪憲帝制進程的消極因素。例如克定的弟弟袁克文對父親稱帝不太積極,賦詩言志說:“絕憐高處多風(fēng)雨,莫到瓊樓最上層。”被克定密告袁世凱,拘禁于北海,禁止其出入。又如當(dāng)時袁世凱只看日本人開辦的《順天時報》,但就連這份報紙也有反對帝制的文章。為了堅定袁世凱稱帝的信心,袁克定等人專門印了一份專供袁世凱一人看的《順天時報》,滿篇都是擁護洪憲帝制的文字。后來袁克定的妹妹的侍女回家省親,從家里帶回一張《順天時報》用以包東西,才發(fā)現(xiàn)它與新華宮中的《順天時報》不同。這一類事情都是通過籌安會楊度等共同籌劃的。每當(dāng)袁世凱有點動搖時,袁克定都要與楊度密商,給袁世凱打氣,堅定其信心。楊度本來是立志幫老子的,卻幫了兒子。自降其等。 楊度領(lǐng)導(dǎo)下的籌安會的操作方式也不對。1915年4月,楊度寫好了《君憲救國論》,此文講中國老百姓素質(zhì)低下,不宜于民主共和,只適合君主立憲,一句話就是只有帝制才能救中國。楊度把它進奉給袁世凱,袁看了很高興,題寫了“曠代逸才”四個字賜給他。本年8月14日楊度及嚴復(fù)等發(fā)表組織籌安會宣言,因為《君憲救國論》一文是打著探討學(xué)理旗號的。此時辦籌安會,楊度便把旗號當(dāng)做事情本身去做,號召“全國遠識之士,惠然肯來,共相商榷”。他還電請各省將軍、巡按史及各團體派代表到京,共同討論國體問題。 8月23日籌安會在石駙馬大街掛牌成立,并立即通知各省會員說本會“專以學(xué)理之是非與事實之利害為討論范圍,此外各事,概不涉及”。這種宣傳,真有點“此地?zé)o銀三百兩”的意思。楊度以為他們對帝制推動已經(jīng)很迅速了,然而老袁、小袁等人仍感太慢。于是,籌安會馬上通知各地代表,并寄去表決票,請代表在票上填寫“君憲”或“共和”二字,籌安會從一個“研究團體”變成了表決團體。它還準備策動各省的代表向代行立法院職責(zé)的參政院請愿變更國體,并鼓動各省駐京人士組織公民“請愿團”,分途向參政院請愿,要求恢復(fù)帝制。又是征求民意、又是組織請愿,好象特別看重民意似的。但這已經(jīng)讓袁世凱、袁克定們等得不耐煩了。他們把楊度看成是迂闊、不中用的書呆子。楊度之所以如此,因為他畢竟受過新思想的熏陶,民意還在他的心中有一定的位置。這就束縛了他們的手腳,不能像那些大老粗軍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楊度的老師王壬秋講的“帝王術(shù)”“王霸之道”也不是這個做法!逗閼椉o事詩》引王壬秋《湘綺樓說詩》云:            洪憲改元,余方輟講東洲,不問世事。而京使復(fù)來,將以大師位上公強起之,笑謝不遑。使留三日不去,乃與書項城,有曰:聞殿墀飾事,已通知外間。傳云,四出忠告,須出情理之外。想鴻謀專斷,不為所惑,但有其實,不必其名,四海樂推,曾何加于毫末。前已過慮,后不宜循,改任天下之重,不必廣詢民意,轉(zhuǎn)生異論。若必籌安,自在措施之宜,不在國體。且國亦無體,禪征同揆,唐宋篡弒,未嘗不治,群言淆亂,何足問乎!又與楊皙子(楊度)書曰:謗議叢生,知賢者不懼。然不必也,無故自疑。欲改專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 王老夫子的觀點是前后一致的,而楊度就不免有先后矛盾之處。王氏問得好:“欲改專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專制本身是對民意、民主的剝奪,實行專制要通過“民主表決”,這本身就是一件極荒唐的事。楊度和籌安會所采取的操作手段就是對所追求實現(xiàn)目的的一個嘲弄。楊度一生服膺的是他老師的“帝王術(shù)”,可是擁戴他人為帝為王時,恰恰沒有用好“帝王術(shù)”,他老師耳提面命也沒有用。無怪王壬秋說他是“書癡,自謂不癡”。楊度與王壬秋畢竟是時代不同的人,面對的問題是不完全相同的。楊度想如他老師那樣對各種各樣野心家應(yīng)付裕如、游戲人間是不可能的了。                                                          三  1916年王壬秋逝世時,楊度為其師撰寫的挽聯(lián)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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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曠古圣人才,能以逍遙通世法                 平生帝王學(xué),只今顛沛愧師承      楊度談到他老師王壬秋時總愛提到他的“帝王之學(xué)”,而且認為自己沒有學(xué)到家。1931年,楊度病將不起時,為自己寫的挽聯(lián)也有“帝道真如,如今都成過去事”。所謂“帝道”也是指“帝王之學(xué)”?梢姉疃纫簧巫我郧蟮氖恰暗弁踔畬W(xué)”。王壬秋是湘學(xué)中的大家,因此,“帝王學(xué)”在湘學(xué)中具有一定的位置。 什么是“帝王之學(xué)”?說簡單一點就是物色、選擇、擁戴、輔佐“非常之人”成“帝”成“王”之學(xué)。在輔佐“非常之人”時,設(shè)計非常之謀略,建立非常之功勛。崇尚這種學(xué)問的把它稱作“帝王學(xué)”,可是自古以來多稱其為“帝王術(shù)”,認為它是有“術(shù)”無“學(xué)”的!暗弁跣g(shù)”一詞大約最早出現(xiàn)在《史記·商鞅列傳》的贊語之中。司馬遷在評價商鞅的為人時說他是“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shù),挾持浮說,非其質(zhì)矣。且其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fā)明商君之少恩矣”。從這些話中可知,司馬遷心目中的“帝王術(shù)”的內(nèi)涵至少要包含以下諸方面:一,進取不由正道。二,所推行的學(xué)說未必是他所相信的(挾持浮說)。三,重術(shù)不重德。四,刻薄寡恩。這些描述說明“帝王術(shù)”完全是一種工具理性,沒有終極關(guān)懷,因而把它定位為“術(shù)”是很恰當(dāng)?shù)。因為它只是個“術(shù)”因此就缺少規(guī)范,目的就是一切。傳統(tǒng)文化的非規(guī)范性的一面在“帝王學(xué)”上表現(xiàn)得特別強烈。 法家中的集大成人物韓非,所繼承的法、術(shù)、勢三家,其中就有“術(shù)”。但是,最赤裸裸講“術(shù)”的還是縱橫家,在政治和軍事活動中他們只講目的,不計手段的。這些人物活躍于戰(zhàn)國時期,《戰(zhàn)國策》一書中記錄了他們穿梭于各國之間,縱橫捭闔,憑著三寸不爛之舌,挑撥離間,搬弄是非,加劇了各國之間的矛盾,目的是把自己輔佐的一方,推上帝王的寶座。他們有《鬼谷子》《陰符》這樣的“經(jīng)典”,有鬼谷子這樣的“見首不見尾”神秘的祖師爺和蘇秦、張儀這些戰(zhàn)國時期活躍的成功人物。因而,縱橫家就成為有策略、有代表人物,有成功范例的搞“帝王術(shù)”的專家了。所以,這個學(xué)派搞的“術(shù)”更具有影響力,縱橫家的思想及其代表人物的活動方式成為中國文化中的基因(DNA)之一,它潛伏在我們的文化機體之中,不時會表現(xiàn)出來,特別是外部環(huán)境有利于它存在和生長的時候。在談到中國文化基因時,歷來只重視儒、釋、道三家,對于縱橫家很少有學(xué)者提及。實際上,歷史上一些具有叛逆思想意識的文人士大夫和不滿意儒家思想、具有個人野心的士人都在某種程度上對縱橫家思想抱有好感,有人甚至把它作為取得功名富貴的手段,特別是動亂時期。這種以陰謀詭計為黑箱策劃、以縱橫捭闔為公開手段的活動更是為許多文人士大夫所認同。我在拙作《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一書中指出社會動亂時,游民活動最為劇烈。游民的只講利害,只講敵我,不講是非的性格特征與搞“帝王術(shù)”的縱橫家們一拍即合,共同投入改朝換代的激烈的斗爭中,“帝王術(shù)”與游民的思想意識融合起來。這樣更強化了“帝王術(shù)”操作中的非規(guī)范的一面。因此,可以說“帝王術(shù)”就是中國的馬基亞弗里主義。 清末民初正是社會大動亂時期。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經(jīng)濟的侵入,宗法社會進一步解體;此時,人口增加很快,而脫離了宗法網(wǎng)絡(luò)的游民增加更快,各種游民的秘密組織遍及長江以南各省。太平天國起事和流動性的作戰(zhàn)裹脅走了許多游民,曾國藩組織湘軍,其兵源也以游民為主?墒翘教靽\動失敗以后,曾國藩又很快地解散了他所統(tǒng)領(lǐng)的湘軍,以免朝廷疑慮。像楊度的大伯因功授官者是極少數(shù),絕大部分又回到最初的游民生活狀態(tài)之中。這些已經(jīng)見過很大世面的“退伍兵”們,其思想意識卻和他們以前大不相同了。他們改變自己命運的愿望更強烈,更富于冒險精神,更具有改善自己處境的手段。湖南游民秘密組織也很發(fā)達,山、堂、香、水遍地皆是,而且日益半公開化、乃至公開化。文人士大夫也與組織化的游民領(lǐng)袖交接往來、甚至把與他們共事看成一種時髦(如譚嗣同就與秘密會社中的人物有交往),因而,游民的思想性格滲入文人士大夫也是不奇怪的。何況傳統(tǒng)湘學(xué)中的“帝王術(shù)”與游民非規(guī)范性的作風(fēng)有一致之處呢? 我們了解“帝王學(xué)”和當(dāng)時的社會背景,楊度的性格與思想意識及其在這些指導(dǎo)下的行為就十分容易理解了。清末民初不僅是社會與政治制度的劇烈轉(zhuǎn)型期間,同樣也是舊式的文人士大夫向新型知識分子的轉(zhuǎn)化時期,于是,便產(chǎn)生像楊度這樣把政治活動作為唯一生活選擇的半新半舊的知識分子。他們還以為官為最佳出路,不過與古代文人士大夫掛在口頭的“達則兼濟天下”不同,他們的口頭禪是“救國”。為此,他們在不同政治傾向的軍閥之間穿梭往來,他們不是軍閥,但往往比軍閥的影響力還大。這是一批人,章士釗、白堅武(吳佩孚的幕僚,李大釗的好友)都是這類人物;魯迅小說《孤獨者》中的魏連殳也是這類人物,不同的是他不安于這類人物的處境,。魯迅曾說到這種人構(gòu)成了一個圈子,對“猛人”(軍閥及各種有實力的人物)形成包圍,和“猛人”相互利用,當(dāng)這個“猛人”倒了之后,便紛紛離去,再去尋求別的“猛人”(見《扣絲雜志》)。因此,中國的“猛人”不斷地更換,而中國政治變化不大,原因就在于有了這個圈子。這個圈子中的人,雖然不能個個都是“毫無心肝”,但他們都是“空手道”的政客,就憑借自己的“術(shù)”,吃遍天下。在依附“猛人”的政治活動中最熱衷的還是積累自己的家貲。 楊度的最后的一篇文章是為杜月笙寫的《杜氏家祠記》。我不是上海人,對杜月笙沒有直接的印象,可是從看到的文字中(這些文字都是近四五十年的作品),對杜的評價完全是負面的?墒窃跅畹墓P下,杜氏非常像司馬遷《游俠列傳》中的人物。言“其行誼如古之游俠者流,慷慨好義,重然諾,能與人共患難,輕財貨而重交游,賓客甚盛,車騎日集。其門人有請求,無不立應(yīng),因是其名重于大江南北,識與不識,咸慕其風(fēng)”!胺怖裰畡(wù),如興學(xué)、設(shè)醫(yī)、救災(zāi)、恤貧諸舉,輒捐巨金以為倡導(dǎo)”!坝璩趼劧啪,意為其人必武健壯烈,意氣甚盛;及與之交,則謙抑山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人向往之,其德量使然也”?傊瑮疃日J為杜月笙是“俠”而“儒”的人物。不知道是楊度食人之祿(每月送楊度銀洋500元),為人說話,還是現(xiàn)代人的關(guān)于杜月笙的記載都帶著階級分析的眼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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