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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困惑與完善的論文
自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有關未成年人權益保障的立法完善問題一直為學界所關注，其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專章的設置對于我國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建設乃至整個刑事司法制度的發(fā)展均具有重大意義。但不可否認的是，技術性因素所導致的立法瑕疵及承載權利義務規(guī)范的語言文字涵義的可擴張性，使立法層面的規(guī)范仍然存在諸多不可忽視的外在障礙和內在缺陷，集中表現(xiàn)在一些規(guī)范的制定過于原則，在制度的啟動、實施、解除、救濟等方面缺乏細致規(guī)定，必將使規(guī)范在實踐層面遭遇適用困境。面對這一難題，筆者認為，較之體系性的評判與問題性的顛覆，規(guī)范內的另途尋法或許更具實效。
一、面臨的價值判斷：訴訟效益抑或未成年人權益
我國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直接孕育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一開始就注重對犯罪的懲罰方面，針對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設計理念始終是刑罰中心主義，刑事訴訟程序更多地追求訴訟效益。但是，縱觀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中關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確實在人權保障、庭審方式、權利救濟等方面有巨大進步。面對未成年人這個特殊群體的犯罪，面對二元的價值訴求，司法機關該如何體現(xiàn)和保護未成年人權益，如何凸現(xiàn)這些需要特殊保護的權利？是完全遵照傳統(tǒng)刑事訴訟的指導理念推進程序運行，還是根據未成年人的特點進行適當突破？是否為了最大限度地保護未成年犯罪人的訴訟權益就可以對法律規(guī)范的適用進行調整？在這二元價值沖突中，尋找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和打擊刑事犯罪的訴訟價值的平衡點，防止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已成為我國刑法理論界和司法實務部門共同關注的重要課題。
二、必須正視的沖突：法律規(guī)范面臨的適用難題
總體來看，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中關于未成年人訴訟程序的規(guī)定相對比較粗糙，可操作性不強，適用時除了面臨一些內部程序上的檢視與質疑外，還有諸多刑事司法體系外部的問題亟待解決。如果這“一內一外”兩個問題解決不好，就會造成規(guī)范與實踐的沖突，并最終導致規(guī)范的虛置和適用無序。
（一）法律規(guī)范的局限性是沖突產生的根源
社會在不斷發(fā)展，人的觀念也在不斷變化，法律與事實、規(guī)范與實踐之間的不和諧性是固有的，這是由法律規(guī)范的局限性決定的。即使是“新出爐”的法律規(guī)范也不能保證與當下的社會事實完全符合，也不能保證在實踐中毫無障礙地適用，這種困境已經開始在未成年人刑事訴訟制度中顯現(xiàn)，必須通過后天的矯正和完善予以解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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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結合實踐反饋，主要以以下三個制度的適用情況為例進行說明：
1.未成年人附條件不起訴制度。該制度的設立是恢復性司法的具體體現(xiàn)，有助于對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從具體操作層面看，法律規(guī)定在“可能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情況下才可以適用，但實踐中發(fā)現(xiàn)，不同的辦案人員及辦案風格，對于同樣的案件可能出現(xiàn)不同的量刑，從而導致該制度適用上的隨意性。同時，法律對所附“條件”、考驗期內未成年人的矯正方式及撤銷后程序設計等方面都未加以細化，給制度適用帶來困難。
2.情況調查制度。未成年人情況調查制度是刑事司法在未成年人犯罪領域的一項新舉措，但在具體司法實踐中仍存在一些適用困境。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第268條只是規(guī)定了調查主體和調查范圍兩方面的內容，而關于調查方式、手段、措施，調查啟動的時間，調查人參與訴訟的方式、時間、訴訟地位、權利、義務等諸多重要問題均無明確規(guī)定。這一方面會使情況調查工作存在重復調查和相互推諉等情況，另一方面基于各個調查主體角色本能的不同，在調查內容方面可能各有側重，造成調查結果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必將引起訴訟各方相互質疑、爭辯，使情況調查制度難以發(fā)揮其積極作用。
3.合適成年人參與制度。該制度的出現(xiàn)基于“少年權益最大化”理念，但規(guī)范設計上的籠統(tǒng)必將給實踐帶來困惑：在偵查階段遇到一時不能確定犯罪嫌疑人年齡，或通過鑒定發(fā)現(xiàn)該犯罪嫌疑人年齡在18周歲上下的情形時，偵查機關是否應當通知合適成年人到場？對于知道或應當知道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司法機關在訊問時未通知合適成年人到場的，取得的證據是否應當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可見，統(tǒng)一適用標準的缺失將可能出現(xiàn)“同案不同辦”的現(xiàn)象，使該制度在實踐中的效力大打折扣。
4.犯罪記錄封存制度。該制度在適用中存在的困難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缺乏操作細則，未成年人犯罪記錄的封存涉及戶籍、學籍、檔案等多部門，操作起來比較復雜，犯罪記錄封存難以一蹴而就；二是未成年人前科評價體系應當包括刑事、民事、行政甚至社會非規(guī)范性評價，但該制度中設有但書條款，授權有關單位依法查詢，有可能造成犯罪記錄的外泄，使該制度無法在社會評價體系中獲得實質效力。
（三）機構專門化的不同步將減弱規(guī)范的適用效果
為有效解決原有司法機構設置和工作模式制約未成年人工作發(fā)展的一系列問題，最高人民檢察院2006年修訂發(fā)布的《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guī)定》和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頒布的《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guī)定》這兩個司法解釋中，在機構模式上都要求設置專門工作機構或工作小組，條件不具備的也應指定專人負責。雖然“兩高”通過司法解釋細化了機構專門化或人員專業(yè)化的規(guī)定，但從全國情況來看，這一規(guī)定在司法實踐中的落實情況參差不齊，一些地區(qū)的法院至今沒有單獨設置少年刑事審判庭，公安、檢察機關沒有建立與之相配套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處理機構。還有些地區(qū)雖然設立了機構但并無獨立的工作地位，如目前有些地區(qū)檢察機關的未檢部門只有公訴權而沒有審查逮捕權，不能獨立地行使其專屬工作職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機構建設步伐的不同步，直接導致的后果是在偵查、批捕、審查起訴、審判、羈押服刑和矯正幫教等階段，不同參與方在工作理念、適用標準、執(zhí)法方式上的差別很大，各部門各單位間缺乏統(tǒng)一規(guī)范的溝通平臺，難以形成工作合力，直接影響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在實踐中的適用效果。
三、利益的權衡與選擇：四大指導原則
如何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并保證該制度在司法實踐中得到有效適用，在社會觀念中得到認可，這是各級司法機關必須認真面對的問題。筆者認為，要解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中規(guī)范與實踐之間的價值沖突，應以下基本原則為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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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必須得到普遍的尊重和遵守，這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礎。所謂嚴格依法原則，是指各級司法機關應當嚴格執(zhí)行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這既是司法機關貫徹程序法定原則、落實程序制裁理念、確立刑事訴訟法權威的重要表現(xiàn)，也在根本上迎合了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將未成年人特別程序單列為篇的根本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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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證明，未成年人犯罪有其特殊性，承認這一點，就需要制定特殊的刑事司法制度，要有專門審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實體法和程序法。對未成年人實行非刑化、輕刑化、非監(jiān)禁化的司法保護，不僅可以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保證法律對他們處理的公正合法性，同時也有助于對他們的教育、感化和挽救。因此，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指引下，應當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實行有別于成年人的刑事司法制度，如實行“寬嚴相濟、以寬為先”的刑事政策、有限的定罪范圍、不完全的刑事責任、減弱的刑罰制裁、刑罰為輔的干預手段以及專門化的處理機制和程序。
（三）適度擴張原則
適度擴張的對象專指未成年人的權益。無論是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還是相關司法解釋中關于未成年人在刑事訴訟中的制度規(guī)定，均有一定可擴充的空間。例如，在未成年人出庭作證問題上，針對啟動程序、出庭范圍、詢問方式、保證機制等方面并無具體的規(guī)定。筆者認為，可以由司法機關在司法實踐活動中基于保護未成年人權益的需要，作適當的制度嘗試。但要注意的是，對未成年人刑事訴訟活動中權利的擴張及探索必須以嚴格依法原則為基礎，在不損害法律規(guī)范權威的前提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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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講，一定效益的產生或獲得總是以一定成本的支出作為前提和代價，在規(guī)范與實踐之間產生沖突時，有必要對各種選擇進行成本權衡，選擇最佳效益是人類行為的重要原則，也是解決價值沖突的核心原則。對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則的理解，至少應當涵蓋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應當關注未成年人本身的愿望或要求，將其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個體理解，而不是作為家庭或者學校的附屬部分；二是在未成年人利益與其他個體利益甚至局部社會利益發(fā)生沖突時，應當優(yōu)先考慮未成年人生存、學習需要。如關于未成年人作證問題，既不能片面考慮未成年人利益而拒絕全部作證要求，也不能為實現(xiàn)一個具體案件的公平正義而損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而應在兩者間尋找平衡點，盡可能在保證未成年人不受傷害的情況下參與庭審質證（該原則已經在“未成年被害人證人一般不通知其出庭作證”的司法解釋中得到了體現(xiàn)）。
四、對接體系的構建：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之策
對法律規(guī)范的理解不應是對抗性的，而應該是合作性的；對法律規(guī)范的適用不應是擅斷性的，而應該是合法性的。法律規(guī)范與實踐之間的矛盾沖突是客觀存在的，兩者之間的對接是運用法律解決社會沖突事務的必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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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于法律規(guī)范嚴格且需時日的過程性操作，我國司法解釋具有靈活、務實、針對性強的特點，運用得當可以巧妙地化解規(guī)范與實踐之間的沖突。例如，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中關于未成年人出庭作證制度、前科消滅制度及情況調查制度的規(guī)定較為籠統(tǒng)，曾引來學界和實務界人士的熱烈探討。2012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司法解釋，針上述三項制度在實踐中的困惑和問題，對其適用范圍、操作程序等方面作了進一步完善和細化，在推動制度規(guī)范順利實施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由此可見，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對發(fā)展我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開了一個好頭，但完整、完善、高效的制度的建立仍需要較長時間的努力探索，在這一過程中，我們應充分重視通過司法解釋的管道來達到理想與現(xiàn)實、規(guī)范與實踐之間的對接，充分發(fā)揮司法解釋功能，尋求正義實現(xiàn)的科學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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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來講，規(guī)范與實踐的關系是先由立法機關出臺法律規(guī)范，再由司法機關去適用法律。但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和實務部門調研工作的廣泛開展，許多地區(qū)的司法機關開始主動進行一些改革探索，然后再推動成果的政策化、制度化。因此，可積極探索未成年人犯罪司法工作新途徑，大膽地進行改革試驗，是司法機關推動我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不斷進步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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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各地司法機關均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實踐中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積累了大量成熟的經驗，形成了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如情況調查、暫緩判決、法律后果二元化、合適成年人參與、刑事污點消除、社會觀護及社區(qū)矯正等，其中一些制度已經被納入到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中。在未來的工作中，我們應當適時將另外一些在司法實踐中已經形成的、較為成熟的經驗充分吸收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中去，如法庭教育、圓桌審判、心理輔導、親情感化和簡案快審等，通過賦予未成年人更多的訴訟權利及保障措施，滿足未成年人犯罪審判及教育懲治的實踐需要，推動我國建立更加完善、系統(tǒng)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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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制度的完善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我們在實踐中不斷摸索，不急不躁，使每一項改革之舉都于法有據，使每一項完善之策都穩(wěn)妥務實。因此，在建立健全我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進程中，我們要堅持循序漸進、穩(wěn)妥務實的工作要求，在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指引下，不斷推動我國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審判、幫教工作長遠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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