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納什與科斯的研討

　　對納什與科斯的研討
　　
　　約翰·R·塞爾（JohnR.Searle），是當今名滿世界的語言哲學家。塞爾早年曾就讀牛津大學，是牛津日常語言哲學學派的傳奇人物奧斯�。↗ohnL.Austin）的及門弟子。從名校名師出山后，塞爾秉了承師說，發(fā)展了師說，把語言哲學推進到一個爐火純青的境界。塞爾本人，也成了世界頂尖級的哲學大師。
　　
　　1995年，塞爾出版了一本書名為《社會實在的建構》的英文著作。在當代哲學中，這是一出重頭戲。最近讀了下來，覺得與其說它是一本當代語言哲學的專著，不如說它是一部“元經(jīng)濟學”（請讀者寬恕敝下這里又生造了一個英文詞組“meta-economics”）的“元典”。
　　
　　新制度經(jīng)濟學的大師科斯先生，曾嘲笑當代理論經(jīng)濟學只是一種“黑板經(jīng)濟學”。張五常大教授，多年來也一再主張，經(jīng)濟學要解釋真實世界的經(jīng)濟現(xiàn)象。最近，周其仁君也以《真實世界的經(jīng)濟學》為名，出版了自己的經(jīng)濟學文集。經(jīng)濟學家要解釋真實世界的經(jīng)濟現(xiàn)象，要研究發(fā)生在人們身邊的日常事情，這沒錯。然而，問題在于，什么是真實世界？人們眼中的真實世界，就是真實的？人們身邊所發(fā)生的日常事，就簡單？
　　
　　這自然會使我們聯(lián)想到當代英美分析哲學和語言哲學家的理論進路。讀讀塞爾和其他分析哲學家的文著，就會發(fā)現(xiàn)，在當代語言和分析哲學中，既沒有象康德、胡塞爾、海德格爾各自宏大哲學框架中那樣的艱澀理論和難懂詞匯，也沒有象黑格爾、福柯和德里達的著作中那樣似乎誰也別想弄懂的哲學胡話。當代英美分析和語言哲學家，只注重分析人們的日常語言，分析發(fā)生在人們身邊的日常事。然而，人們的日常語言，發(fā)生人們身邊的日常事情，并不就簡單。當代語言哲學和分析哲學，也因此并不簡單。讀當今語言哲學和分析哲學的文獻，如果你不覺得頭大，那才怪呢！
　　
　　就拿人們身邊最常見的一件“東西”來說。在眼下的市場經(jīng)濟中，人們出門，口袋里總是或多或少地裝點錢，或帶個什么什么“卡”，用蠻唬人的經(jīng)濟學行話來說，帶點“貨幣”�？梢哉f，人們每天都與貨幣打交道。但什么是貨幣？這個問題，看來簡單，實際上并不簡單。對這個貌似簡單但實際并不簡單的問題，哲學家休謨琢磨過，社會學家馬克思論述過，經(jīng)濟學家凱恩斯闡釋過。這不，當代語言哲學家塞爾也參與進來了。對什么是貨幣，塞爾做了他的語言哲學解釋。
　　
　　在《社會實在的建構》第3章，塞爾一上來就舉出貨幣這樣一個人們日常生活的事例：我從錢包里拿出一張紙幣，反過來看，正過來看，發(fā)現(xiàn)它不過是一張由某種纖維素絲所制成的紙，面上印著某種顏色和符號。是什么使這片紙成為貨幣呢？塞爾的回答是，只有當、且僅當人們都把這片紙認作是貨幣時，它才是貨幣。塞爾的這一見解，與曼昆在《經(jīng)濟學原理》中所說的在南太平洋的一個小島上，雅普人把誰也搬不走的6600塊大石頭認作為是貨幣，大石頭于是就成了貨幣這一事實，相吻合。在1989年蘇聯(lián)崩塌前，萬寶路牌香煙，曾一度成了莫斯科市民手中的貨幣，這一事實，也佐證了塞爾的洞識。由此，塞爾還發(fā)現(xiàn)，許多“制序事實”（institutionalfacts），許多社會實在，從產權到契約，從婚姻到美國總統(tǒng)職位，歸根結底，只不過取決于人們的一套態(tài)度，即他所說的“集體意向性”（collectiveintentionality）。這即是說，當所有人都把某種東西相信為、認作為、接受為、用作為某種東西時，這種東西就成了一種社會實在。因此，也可以說，集體意向性，構成了制序事實，對象化為社會實在。有了集體意向性，貨幣成了貨幣，小布什成了總統(tǒng)，社會主義制度也成了一種歷史實存。
　　
　　哲學家就是哲學家，大師就是大師。哲學家看問題，與以自我標榜為以研究“形而下學”為己任的經(jīng)濟學家，就是有點不一樣。當經(jīng)濟學家們?yōu)楫a權到底是一個經(jīng)濟學概念還是一個法學概念問題爭論不休時，塞爾卻單刀直入地提出，產權，無非是一個“集體意向性”問題，既一種人們對某人對某物有支配權的某種“集體意向”上的認可。照塞爾看來，甚至就連某種社會治式（regime），(www.qkfawen.com)說到底也不過只是某種“集體意向性”呢！塞爾的見解，看來有幾分道理。一個諾大的軍事和政治超級大國蘇聯(lián)，一個經(jīng)由七十余年艱苦努力所建設出來斯大林模式，不是就在一夜之間就解體、就轉制了？蘇聯(lián)的解體，東歐的轉制，照塞爾看來，無非是某種“集體意向性”的乍然崩塌。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這與一個牧師在教堂里對一對新郎新娘說：“我在上帝面前宣布你們?yōu)榉蚱蕖保�這對男女就成夫妻了，是一回事。這也與美國最高法院的某法官宣布：“戈爾不是這屆美國總統(tǒng)”，于是美國現(xiàn)任總統(tǒng)就成了小布什了，也沒有什么兩樣。這就是奧斯丁的“以言行事”含義；這也是塞爾所說的話語（utterance）創(chuàng)造“制序事實”的真諦。由此看來，人們以話語創(chuàng)造社會實在，與《圣經(jīng)》開篇所說的上帝以說話創(chuàng)造世界，好象是一樣的輕松，一樣的簡單！
　　
　　這使我突然想到，如果所有“制序實在”（institutionalreality）都可歸結為某種“集體意向性”，那么，一旦一種集體意向性在某個社會內部形成，一經(jīng)有人象在教堂里的牧師那樣說出這一“集體意向性”，它就會馬上變成一種塞爾所說的“社會實在”。由此我推想，中國社會機制的民主化，也許并不會象我原來想象的那樣遙遠。

現(xiàn)其家庭財產和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時，不僅宋某有義務說明其交給妻子保管的收入的來源，其妻也有義務向司法機關說明其本人的收入來源及家庭支出情況。妻子能夠說明其本人收入來源合法，但不能說明丈夫交其保管的財產來源的，不能認定妻子有罪；反之，妻子不能說明自己收入來源的或拒不說明其應知的家庭收入來源的，應認為其構成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

　　五、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立法建議

　　法律規(guī)定行為人必須說明巨額財產的來源，卻沒有規(guī)定行為人說明來源的時限，導致了司法實踐中，有的行為人無限制地作出虛無縹緲、明知虛假卻難以證實的解釋，以拖延時間，企圖蒙混過關。有的行為人在偵查階段說明部分來源，在審查起訴階段又說明部分來源，甚至到庭審階段仍不斷地說明來源，使司法機關耗費了大量得人力財力和時間，仍使案件的定性處于不確定狀態(tài)，給案件的處理帶來被動。因此，筆者建議有關部門嚴格國家工作人員財產申報制度，將我國刑法第九十三條規(guī)定的人員均納入申報財產的范圍，并細化申報內容。同時，出臺相關的司法解釋，規(guī)定經(jīng)責令“說明來源”的行為人必須在一定的時限“說明”。否則，沒有申報的財產一律視為非法所得，以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定罪科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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