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天地精神獨往來

莊子：天地精神獨往來　　
　　莊子在先秦的士人中，顯得那樣格格不入。當先秦的文人們熱衷于都市生活，奔走于諸侯之間，游說各方，名滿天下時，莊子卻獨自遠遠地站在朝野之外。
　　
　　莊子是那個時代的守望者。一個時代的守望者總需要與時代保持著距離，這個距離不應太遠，也無需太近。孔子講“己欲達而達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里面包含著一個很重要的潛臺詞，那就是他認為人性是一致的，有共同的趨鶩與規(guī)避，因而也就可能有一種大家共同接受的標準原則來統(tǒng)一人們的追求和幸福感。于是“禮”就出現(xiàn)了，它既像它所許諾的那樣，是對人群幸福的保障，也是對異端進行起訴和懲罰的根據(jù)。這便使得儒家文化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專制意味。莊子卻不以為然，當人們注意到他時，他卻背過身去，到江湖中迷蒙去了。這確實讓同時代儒家所蠅營狗茍的功名利祿黯然失色。當儒家要用規(guī)范去統(tǒng)一時代的行為甚至思想時，卻不得不面對莊子逍遙而游，于九萬里高空而來的冷眼相對：你不是我，你怎知我內心的喜哀？我與你既然是不同的個體，為什么不能有不同的個性與趣味呢？為什么不能有不同的思想與志向呢？憑什么一定要統(tǒng)一它們呢？統(tǒng)一它們到底是為了誰的利益呢？有足夠的道德依據(jù)嗎？天下有不易的人人喜愛的“正味”“正色”“正處”嗎？在《齊物論》中，他證明的就是萬物的差異性與不完美性，從而論證世間萬物的平等并存關系，否定了儒家的“禮”。莊子是專制思想的死對頭，又是難以制服的對手，他游蕩江湖，我行我素，獨持偏見，一意孤行，在歷史的擂臺上飄然落定，使腐儒不寒而栗。
　　
　　如果說儒家堅持要求個人削平個性，適應社會，認為完美的個性就是無我地奉獻給社會；那么莊子則要求社會給予個人發(fā)展的自由，他堅定不移地認為，假如一個社會是道德的、合理的、正義的，是生機勃勃的而不是僵死的，那么這個社會就必須盡可能地為個體提供自由與發(fā)展的條件。同樣，個體能否感到自由與幸福，能否有充分的權力表明自己的思想與意愿而不受到暴虐，是這個社會存在的最終道德和歷史依據(jù)。莊子一廂情愿地充滿理想主義色彩地炮制出這一套反對專制的綱領。但他的這些天才的綱領，使得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專制君王大為氣餒與不安，也使得儒家的衛(wèi)道者們在歷史的每一時期都對此勞神竭慮又無可奈何。
　　
　　莊子的獨特之處還在于，他是先秦諸子中惟一不對帝乇說話而對平民說話的。當別人都在對著諸侯不甚耐煩的耳朵喋喋不休地說著如何如何“治人”的時候．莊子轉過身來，懇切而激動地告訴我們如何自救與解脫，如何在一片混亂中保持心靈的安寧與清凈，如何在丑惡世界中保持住內心的自尊自愛，不為時勢左右而無所適從，喪失本性，以及如何在“無逃乎天地之間”的險惡中“游刃有余”地養(yǎng)生，以盡天年。無疑，他是親切的。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說莊子哲學“專在破執(zhí)”，可謂一語道破，很多我們執(zhí)著不放孜孜以求的所謂價值，到底對我們心靈有什么好處呢？！
　　
　　先秦諸子，孔子似乎是一貫嚴正而間或幽默的；孟子是氣勢洶洶咄咄逼人的；韓非子是懷才不遇冷峻孤單的……莊子最有魅力。當莊子對炙手可熱的暴發(fā)戶們——他當著梁惠王的面直指為“昏君亂相”——投以輕蔑的一哂，并把他的超人的智慧轉向對自由的追求時，他就魅力無窮了。對莊子，我們只有張皇四顧，不知道他從哪里來，又到哪里去了。從江湖上傳來的他的消息總是云遮霧障，他是一個充滿去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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