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魏晉風流及明清癲狂

論魏晉風流及明清癲狂　　
　　這里的魏晉，也包括了三國南北兩朝，明清，則指代明朝開國至清朝初期。其中包含了歷史上兩個有名的戰(zhàn)亂時期，同時也是思想文化藝術上的兩大活躍期，在這一時期，名士佳人魚貫而出，文學流派各領風騷，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歷史上歸結(jié)為“魏晉風流”，而對于明末清初，我在此稱其為“明清癲狂”。
　　
　　魏晉風流的研究在國內(nèi)早已風生水起，敘述詳備。各位名人雅士也已走入了尋常百姓家，像長相俊朗的潘岳，陸機，其貌不揚的左思，俊才飄逸的謝靈運，謝朓，一生抑郁的陶潛，嵇康，瘋瘋癲癲的阮籍，桀驁不馴的范曄，孔融，規(guī)規(guī)矩矩的山濤，向秀，擅寫評論的劉勰，鐘嶸，擅作駢文的丘遲，吳均等，都歷來為人稱道。但其中之大人物，該數(shù)嵇康了。
　　
　　嵇康生活在三國的晚期至西晉初，晉書里說他“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恬靜寡欲，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覽無不該通�！倍�且“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yǎng)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于懷�！保ň�見《晉書》本傳）《世說新語》里稱他“蕭蕭肅肅，爽朗清舉”。的確一表人才，同時又是沛王曹林的女婿，做過中散大夫、郎中這樣的官位。嵇康在詩書文賦音樂無不有所作為，但這樣一位皇親國戚，俊才豪杰卻在39歲即慘死于政治斗爭之中，英年早逝？幾百年后的大詩人自居易就感嘆道“呂安兄不道，都市殺嵇康�！�使我千載后，涕泗滿衣裳�！�
　　
　　嵇康的一生始終是在矛盾中度過的，他一方面希望“終老于莫厘飄渺之間”，可又無法忍受“偽士滿朝，腐儒誤國”的政治。因此，他不會像阮籍一樣完全出世，瘋瘋癲癲，游戲人生；也會不像山濤那樣完全入世，規(guī)規(guī)矩矩，做老好人。在魏晉時期要想保住性命無非是阮籍，山濤這兩類，夾在這中間的嵇康自然就難逃一死了，連他自己也說“以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馳之闋；又不識人情，暗于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庭有法，自惟至熟。（我沒有阮籍那種天賦，卻有傲慢懶散的缺點；又不懂得人情世故，不能隨機應變：缺少萬石君那樣的謹慎，而有直言不知忌諱的毛病。倘若長久與人事接觸，得罪人的事情就會每天發(fā)生，雖然想避掉災禍，又怎么能夠做得到呢？還有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間都有一定的禮法，國家也有一定的法度，我已經(jīng)考慮得很周到了�！�—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
　　
　　據(jù)說嵇康經(jīng)常服用五石散這類熱藥，導致心情煩躁，憤懣不已，他去竹林打鐵實際上也是為了發(fā)泄這樣的不良情緒。史書中說嵇康不喜為官，平時以打鐵為樂（一說以此謀生）。大將軍司馬昭曾想聘他為自己的掾吏，嵇康堅守志向不愿出仕，離家躲避到河東。又有司隸校尉鐘會也想結(jié)交嵇康，輕衣肥乘，率眾而往，嵇康與向秀在樹蔭下鍛鐵，對于鐘會不予理睬。等候很久也沒有回音后，鐘會準備離開。嵇康開口問“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鐘會回答：“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睆拇私Y(jié)下仇隙。
　　
　　這樣一個人，能在亂世中活下來已經(jīng)是個奇跡，更不用說一輩子做他的竹林七賢了。難怪在死之前，他對兒子嵇紹說：“不用擔心，我死了，你山濤伯伯會照顧你的、”看來他對自己的死早巳作出了預言，但沒有去躲避，他諷刺山濤出仕有一段很精彩的話“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nèi)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現(xiàn)在大家都說有一種對任何事情都能忍受的通達的人，他們外表上跟一般世俗的人沒有兩樣，而內(nèi)心卻仍能保持正道，能夠與世俗同流合污而沒有悔恨的心情］——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多么率直的嵇叔夜啊，山濤早已湮沒于歷史的紅塵中，阮籍也因為寫了篇略帶奉承的文賦而聲名掃地。只有嵇康，在幾千年以來的正史中始終扮演著正面的角色，始終擁有魏晉風流集大成者的地位。就如他臨終前的大呼：“《廣陵散》今絕矣！”一代風流也就此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而嵇康最寶貴的不是他浩如煙海的詩文駢賦樂章書法，而是一種狂士精神，一種苦悶的亂世情結(jié)，這種情結(jié)。是漢末黨錮之禍以來的文人氣節(jié)與三國隱士懿范的融合，正是這種情結(jié)，熏陶著此后一代又一代文人，不至于在魏晉這樣一個庸碌的時代中出現(xiàn)大批庸碌的文人，相反則是俊采星馳，人杰地靈，終成魏晉風流的大氣候。魏晉時期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有就是他們的寬衣大袍，不鞋而屐。魏晉時期的氣候并不見得怎么炎熱，這些文人雅士為什么要穿成這樣。魯迅先生就認為這與他們服用五石散有關，五石散是當時的一種補藥。吃了以后會體熱，先生還為此做過一番非常有趣的講話：乞了散之后，衣服要脫掉，用冷水澆身；吃冷東西；飲熱酒這樣看起來，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廣東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裝的人就沒有了因為皮肉發(fā)燒之故，不能穿窄衣為預防皮膚被衣服擦傷，就非穿寬大的衣服不可�，F(xiàn)在有許多人以為晉人輕裘緩帶，寬衣，在當時是人們高逸的表現(xiàn)，其實不知他們是吃藥的緣故。一班名人都吃藥，穿的衣都寬大，于是不吃藥的也跟著名人，把衣服寬大起來了！
　　
　　還有，吃藥之后，因皮膚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襪而穿屐。所以我們看晉人的畫像和那時的文章，見他衣服寬大，不鞋而屐，以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飄逸的了，其實他心里都是很苦的�！�—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
　　
　　這里暫且不說魯迅先生的論證是否正確，但由此看來這些名人是有些癲狂，像嵇康這么個壯漢，好端端吃補藥干嘛，前面說了這實際上是一種發(fā)泄行為。服五石散，穿寬大袍，不鞋而屐只是他們狂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其中更多的是一種苦中作樂，苦于沉悶黑暗的現(xiàn)實，樂于自己烏托邦的幻想，活在自己的世界，也不管什么禮樂文明了，像嵇康就說自己“性復疏懶，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zhuǎn)，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不功其過�！保�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阮籍就更加了，拿著個酒壺流來蕩去，圖個逍遙自在。
　　
　　魏晉時期的文學藝術是非常繁盛的，流行著諸如太康體、宮體、永明體、玄言詩等派系，歷史學家，文學家對這些華麗之作貶褒不一。我個人認為這些詩歌均是文人們自己的內(nèi)心世界，是他們亂世情結(jié)的寄托和個人理想的抒發(fā)，畢竟魏晉三國南北朝是一個不可理喻的時代，子弒父，弟殺兄，人人瘋狂，唐宋大家要讀懂他們也不容易，不要說光用幾個派系去理解，更不能單從品味文字價值這樣一葉障目的手法去考慮分析了。
　　
　　一朝潮過潮又起，歷史長河滾滾向前，來到了明清，這就完全是一個狂士的樂園了。高啟狂完方孝孺狂，方孝孺狂罷前七子狂，前七子狂后歸有光接著狂，此后公安派、唐宋派、后七子、復社粉墨登場，李贄、徐渭再領風騷，明亡之時唐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順著路兒一狂到底。
　　
　　這個時期是一個復雜的時期，一方面是中國封建專制不斷走向鼎盛，一方面又是各類政治文化運動搞得轟轟烈烈。我們說兩漢魏晉隋唐宋元以來的狂士大都是在儒家教義下的“儒狂”，還處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綱五常束縛之下，而到了明朝，尤其是明末清初時期，文人們已經(jīng)嗅到了封建王朝的腐爛氣息，并開始從制度方面進行思考反省，像黃宗羲的“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的“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殺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猶謂之賊；殺天下之人而盡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謂之賊乎？”（《潛書·室語》）等等。這雖不能說是一場完全的思想解放運動，他們的思想仍有許多局限性，像唐甄，張溥就有“英明君主救世”之說，但在專制盛行的時代，有這些論點，的確已難能可貴了。
　　
　　當代著名學者劉夢溪在他的著作《中國文化的狂士精神及其消退》中花了大量筆墨描寫了明清的狂士風采，他把王陽明的“圣狂”定義為最高等的狂，袁宏道的“龍德之狂”其次，方孝孺的“寄道之狂”也可圈可點。的確，此三子應集明清癲狂之大成。
　　
　　王陽明的“圣狂”表現(xiàn)在他對“點也狂”的參悟，這個點不是點線面的“點”，而是孔子的學生曾皙，據(jù)說這個曾點在孔子授課時不好好回答老師問題，自顧自地在一旁鼓瑟，他獨特的舉動，構(gòu)成了“點也狂”的典故來源。但孔子似乎喜歡這個特立獨行的學生�！拔狳h之小生狂簡”里面，大約也包括了曾點這個特長生。歷史上對“點也狂”的研究論述有很多，但王陽明卻不同，他在《傳習錄》里寫到：
　　
　　以此章觀之，圣人何等寬洪包含氣象且為師者問志于群弟子，三子皆整頓以對。至于曾點，飄飄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去鼓起瑟來，何等狂態(tài)。及至言志，又不對師之問目，都是狂言。設在伊川，或斥罵起來了。圣人乃復稱許他，何等氣象。圣人教人，不是個束縛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從狂處成就他，狷者便從狷處成就他。人之才氣如何同得？
　　
　　可以看出，王陽明對這個曾點尊敬得很，兩人可以說“狂”氣相投。在王陽明嘉靖三年的詩歌《月夜二首》也可看出：處處中秋此月明，不知何處亦群英，
　　
　　須憐絕學經(jīng)千載，莫負男兒過一生。
　　
　　影響尚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
　　
　　鏗然舍瑟春風里，點也雖狂得我情。最后兩句更是帶點得意，認為自己和“點也狂”一樣，不拘禮數(shù)，從自己的內(nèi)心出發(fā)，看透世間萬象，“已心生萬象”，其觀點也可見一斑。
　　
　　袁宏道的狂也就相對復雜了，劉夢溪先生稱贊其為“狂之醒者”，認為其狂得有分寸，更有種懺悔之意。宏道對“狂”有一番具體的分析“夫顛狂二字，豈可輕易奉承人者？狂為仲尼所思，狂無論矣。若顛在古人中，亦不易得，而求之釋，有普化焉�！�，他說要是他的朋友癲狂了，他就“北面而視之”，俯首稱臣了�？梢娫谒�看來，癲狂簡直是對人至高無上的稱贊了。就像方孝孺說的那樣“果以予言為狂者乎？抑狂者固自有其人乎？”亦即如果認為他的文章是狂者之言，那么隨便好了，“你說老子癲狂，老子就癲狂好了�！卑d狂已不是罵語了，反而令人受寵若驚�。《�袁宏道的難能可貴之處更在于他提出了“道不足以治天下，無益之學也；狂不足與共天下，無用之人也！”即在他看來，如果自己的學問不與國事相結(jié)合就是“無用之學”，自己的狂不用于治國安邦，則為“無用之人”一袁宏道的狂，的確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狂了。
　　
　　明朝的狂是從何而來？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xiàn)時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的確對癲狂之士的出現(xiàn)打下了經(jīng)濟基礎。但更多的是一種政治因素。明朝的政治是腐敗的，始終處于宦官與官僚的半戰(zhàn)斗與戰(zhàn)斗相混雜的狀態(tài)，這導致了國力的大衰退，據(jù)說明末時的疆域已萎縮到不到四百萬平方公里，只有如今中國的三分之一。這時候的士人癲狂，自然有些“帶淚的微笑”了。李贄就寫道“亂言之以憤世耳，渠見世之桎梏已甚，卑鄙可厭，益以肆其狂言”。為什么亂說亂作，就因為現(xiàn)實世界有太多束縛人創(chuàng)造精神的枷鎖，特別是人性的丑惡帶給人的種種限制，佯狂只是暫時給自己一點慰藉，同時也是他們活在亂世的一種手段。這與魏晉的風流有異曲同工之處。但像李贄、張溥、袁宏道最后還是死得不明不白，不清不楚，這也是士人之哀。
　　
　　魏晉與明清的狂者精神與亂世情結(jié)很值得當今社會去思考。我認為，不是要人人去學做狂士，舉國皆狂只會帶來更慘重的教訓。我們要做的，就是給狂士一個發(fā)發(fā)牢騷的機會，那狂士自然就不會拉著別人一起狂了。但總之，發(fā)展才是硬道理，這樣我們的社會在牢騷中也能不斷地進步，要不然，老夫子們牢騷發(fā)的再多，只是當當飯后納涼的笑話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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